一、
經濟學家的經濟預測錯多對少，遠的不說，僅看香港歷來財政預算案集掌握香港經濟脈搏及高薪經濟智囊之力對ＧＤＰ的預測經常不中且離目標甚遠便了解，然而，經濟情況有異動─不論急升（過熱）或暴瀉（大冷）─記者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向經濟學家、更多是喜歡談論經濟問題因此被人誤會為經濟學家的各色人等（其中尤以專業訓練不包含價值判斷在內的會計師評論經濟事務最令人驚奇）討教，記者這樣做，當然是有市場需求之故。政治是眾人之事，因此人人有資格談政治；日常生活中何處無經濟，因此以為有資格議論經濟問題的人特別多。
這種現象，不只本港為然，美國且有過之！於二○○四年創辦的非牟利團體傳媒觀察（mediamatters.org），去周四公布一項有趣的統計，顯示在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美國有線電視ＣＮＮ一共用了二百零三小時討論當前的經濟問題，在一共七百二十二名嘉賓中，只有四十一名、約百分之六是經濟學家；較早前的調查，顯示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八日間，在有線電視上談經濟問題的，只有百分之五是經濟學家！
金融海嘯引起深層經濟危機，本為經濟學家一展經世濟民才具的良機，何以他們不露一手，而讓充內行的「專家」說三道四，筆者的看法有二。
首先是，雖然有小部分經濟學家「證實」經濟學是「科學」（比如地上的紙幣肯定有人撿而拾之），但大多數經濟學家心知肚明，經濟學絕不是如物理學般的科學，其學說不可能通過實驗室檢驗；海耶克一九七四年在接受諾獎典禮上的演說，便力陳經濟學是「情操科學」（moral sciences）而非自然科學，他的演詞（新加坡科學出版社數年前彙編一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講詞集）寫稿時找不到，不過，憑記憶，海耶克大意是說人的思維、見解和經驗各有不同，「我」無法領悟和體會他人的行為，要把所有人的行為歸納為計量模式從而進行「科學研究」是不可能的。經濟是所有人的行為的反映，由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經濟前景因此很難甚至不可測。既然不可測，值此大家希望知道「危機有多深、災難何時了」人心徬徨之際，深明無法提供合理可行答案的經濟學家，又怎敢隨便公開指點江山！這正是何以香港八家大學都有經濟學系而且各學派的名家雲集，可說人才濟濟，值此人人需要他們指點迷津之際，港人卻甚少聽見他們的真知灼見的原因。
其次是，剛在網上（econlog.econlib.org）讀到一則有益的資訊，據加拿大經濟學家獲嘉（M. Walker，設於溫哥華的費沙學社前幹事）接受電台訪問，說他曾當面請教海耶克，何以說服他人改變價值觀特別是說服人相信經濟自由之可貴是那麼困難？海耶克的答案是，思想（idea）是人最珍貴的私有財產，如果你試圖說服某人承認其想法錯誤，等於要他們放棄私產，導致其「資本損失」（capital loss），後果可大可小；為了保護「私有產權」，有「成見」的人因此大都堅持己見。此例用於經濟學家更恰當，捍衞私產令經濟學家非不得已不肯就不可測的經濟前景發表意見─尤其是他們曾經看好而情況突然因為出現「黑天鵝」而轉壞的時候。
經濟學家的「想法」被事實證實不可行時不輕易修改，說明其「想法」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達致，換句話說，其「私產」得來不易，不肯隨便改正，理當如此。至此，筆者又記得二句同樣出處不明但人人認為是凱恩斯說的話，當他被問何以經常改變對經濟的看法時，他說：「先生，當統計數字改變時，我的看法有什麼辦法不隨之而變。」即使不是出自凱恩斯之口，說者必是絕頂聰明且有智慧之人，這句話的真意在人的價值判斷不變，但其分析必須隨客觀事實之變動而變。
凱恩斯是股市滙市期市的大炒家，想法瞬息萬變，此話出自其口的可能性甚高。
上述這些「金句」，不論是誰說的，都大有道理。
二、
金融海嘯令各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考慮制訂新法、修正舊法，以收緊對金融業的管制；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甚且公開宣稱「自律已死」（Self-regulation is finished），政府計劃從無形之手奪回主宰市場的大權，彰彰明甚。
在政府「陽謀」伸出「巨靈之掌」積極干預市場這種「不自由」氣氛下，艾．蘭德（Ayn Rand, 1905-1982）鼓吹絕對自私和自由的著作，再度成為暢銷書。蘭德於1957年初版的小說《巨人聳肩》（楊懷康的譯名）去年銷二十餘萬冊，今年最初七周銷量比去年同期多三倍！調查書籍銷售情況的TitleZ的資料顯示，過去二年，《巨人》的平均銷量在阿瑪遜銷量排名542，今年迄2月21日止，排名已躍升至21─今年全年的銷量，肯定比去年再跳前一大步─如果荷里活果真一如傳言會於今年年底拍成電影，《巨人》的銷數必然再上層樓。
《巨人》的主角約翰．蓋爾特（J. Galt），過的是完全憑己意決定的生活。他擁有一家公司，有逾時工作或不工作的自由，他不工作，是因為盈利再增便跌入高稅率的「陷阱」（在加拿大工作的人都有這種經驗）；他可根據本身利益削減員工、收縮公司規模，甚至把生意賣掉，將所得購入有稅務優惠的債券，然後四方遊食（或遊覽）；此外，如果條件合適，他可以移居低稅的外國……。
在蘭德的想像中，假如政府施實太多管制和徵重稅，「有智力的人」（men of the mind）會罷工、怠工，那意味他們不把他們過人的領導才能、科學發明、創新等等有益世人的東西貢獻社會。管制和高稅令這些「有腦士」漸漸從市場上消失，他們被政府有形之手逐出市場─劣政驅逐精英出市場，社會從進步變成落後，是理所當然的。
總而言之，蓋爾特所做的一切，均以自私自利為念及物質誘因為前提。這種自由自在帝力於我何有的生活方式，對面臨政府將無微不至無處不在照顧、監管社會各階層的美國人所嚮往和懷念。這是蘭德著作「熱賣」的底因。
這幾天正在閒讀《花花公子》創辦人赫夫納的傳記《花花公子先生》（S. Watts :Mr. Playboy-Hugh Hefner and the American Dream, Wiley），可記之事不少；今天要說的是，赫夫納原來受蘭德於1943年出版的成名小說《源頭》（Fountainhead）的影響甚深，她鼓吹無拘束不受規範的個人主義，成為赫夫納做人處世辦雜誌的指導原則（頁54─55）。《花花公子》對蘭德的訪問刊1964年三月號（訪員為於七十年代成大名的未來學家托夫拉〔A. Toffler〕），後由蘭德的「客觀主義者公司」以小冊子形式出單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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