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想投资股票，但是没法决定要买什么股票。不能决定，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依循的标准。
如果他心里有了标准，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只要符合标准的就买，不符合标准的股票就不买。所以，制订一个标准，是投资者当务之急。
勿以业余态度对待
在制订标准之前，首先，让我们弄清楚：我们投资股票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志在赚钱啰！
是的，没有错，志在赚钱。但是，要赚怎样的钱？
有人进入股市，胸无大志，但求赚点零用钱；有的甚至只想赚个丰富的午餐就心满意足；也有雄心较大的，想赚儿女的教育费。
这种想法，无所谓对或不对，只是目标不大，就不够认真；不够认真就难以深入，不够深入则难以升堂入室。厕身投市十数年，仍是门外汉，这种投资者数不胜数，鲜有成就者。
要升堂入室，就不能以玩票的态度对待你的投资。
对大部分上班族来说，职业还是他的“正业”，股票投资只是“业余”的事。作为一个职场过来人，我认为在时间上视股票投资为“业余事”，并没有错，错在以“业余”的态度对待股票投资。视为“业余”，则自然而然的不像对“正业”那么认真。既属“业余”，则难免产生可有可无的错觉。有了这种错觉，就不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投资。不认真，不以严肃态度去从事某事某业，鲜有能成功者。
这是严肃投资者首先要纠正的弱点。
既然我们不能放弃职业，成为专职投资者，那么，视投资为“业余”是对的。但在态度上、心态上必须纠正。以业余的时间去从事投资，是可以的，但不能以业余的心态去对待投资。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不妨“职有余力，则以学股”。
时间用在别的事上
有些人以没有时间为藉口，不下功夫学投资。实际上，这是时间分配的问题，并非“没有时间”，而是把时间用在别的事上了。把时间用在别的事上，是你认为别的事比投资更重要。这是你的选择，无所谓对或错。但是，既然不把时间交给“投资”，就最好不要期望“投资”把财富交给你。吝啬你的时间于投资，却希望“投资”给予你丰厚的回报，是不合理的期望。
累积财富态度进股市
我曾担任总编辑和上市公司的高级总经理，事情是够忙够烦的，但却能把所有的公司年报和文告读完。
此无它，我摒弃了所有与投资无关的活动，把业余的时间全部用在阅读公司年报与文告上，而且是“日日清”，数十年如一日。你的职业会比我更忙更烦吗？如果我能做到，你有什么理由做不到？
好了，扯得远了，让我们回到“要赚怎样的钱”这个问题上吧。
我老觉得，投资者一开始就必须抱着累积财富的态度进入股市。你的最终目的，是要累积一批股票，使你在退休后，有固定的股息收入，这个股息收入，足以代替你退休后的薪金收入，如此一来，你达到了财务自主的境地。
形式上，你是退休了，但收入上，并没“退”，也没有“休”。你不必因为没有薪金收入而降低你的生活素质。相反的，你的生活素质应该更高，因为退休后，开支减少了，但收入没有减少，在金钱上，你可以更“爽手”，到了“从心所欲，不逾距(限制开支)”的地步，不亦快哉？
所以，不要持有在股市赚一顿饭的态度，去对待投资。要以退休后财务自在为投资鹄的。这个“鹄的”，就好像马拉松的终点，在整个长跑中，道路或有不平，天气或许酷热，但你不忘“鹄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选择正确的股票
不要被道路两旁的杂音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只忘我地，全力以赴地向前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一定能冲线，到达“鹄的”。
但是，要达到财务自主的“鹄的”，不是单靠耐力就可以做到的，还要加上其他的条件，而选择正确的股票，就是重要条件之一。如果选错股票，不但不能累积财富，而且财富会如炽热铁板上的冰块，迅速融化。
要避免选错股票，就要在买进之前，问自己：“十年以后，这家公司会变成怎样？”
如果你有信心，这家公司在十年之后，会比现在更好，赚得更多，那么，股票的价值会更高，那就大胆买进吧。如果你不能肯定，十年之后这家公司会比现在更好，就千万不要买进。
如果你不理会这家公司将来会怎样，只因为有人告诉你这只股票会起就买进，那么，你是在投机。投机接近赌博，没有人靠赌博发达，因为十赌九输，我对“十赌九输”从不置疑。
我有一个朋友，趁去年股市大跌，将数亿令吉资金投入国内外股市，所买的都是世界级企业的股票。他说：“二十年之后，才论定我之成败。”
既然一买进就准备持有二十年，则买进之前，当然挖尽了有关企业的资料，对有关企业的前途信心十足，才敢投入巨资。他对待投资，何等认真，二十年之后富可敌国，不是梦想。
买进有信心股票
相形之下，我提出十年的投资期，已算“克己”。原因是我不认为，十年河东变河西，世事多变，企业易变，与企业同行十年，已足够论成败。
既然准备与企业厮守十年，则只能买你有充分信心的股票，否则，易于半途而废。
在你买进的时候，你问自己：“假如此股狂跌，我敢加码买进更多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肯定”的话，就不要买，因为这表示你对有关企业了解不够；因为不了解，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则不敢在股价大跌后买进更多；不敢在低价买进更多，就无法拉低成本；无法拉低成本，就表示你手头所持有的，永远是 “贵货”，“贵货”表示本大利小。做“本大利小”的生意，是谓“不智”，“不智”是致富之大忌。
要致富，宜本小利大；要本小利大，就要有低价买进更多的胆识；胆识来自认识，认识来自功课。功课在业余为之，时间是“业余”，但心态不可“业余”。
股价大跌是机会
所以，要破除买进还是不买进的疑惑，就是在买进时自问：“若此股股价大跌，我敢加码吗？”如果不敢就别买。
对于严肃的投资者来说，股价大跌不是危机，而是机会，是以低价买进好股的良机，是做“本小利大”生意的最佳时机。就好像此次的次贷金融海啸，是最好的买进机会一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的股市会如何。买进股票之后，股价大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如果在大跌之后，买进更多，平均价就会更低。
我一向坚持，只买价值被低估而又有前途的股票，如果以2令吉买进，价值已属低估，同一只股票企业没有多大变化，则跌到1令吉，价值不是被低估得更厉害吗？
为什么不敢加码？
所以，在买进时，请自问：“若此股大跌，我敢加码吗？”如果答案是：“不知道”，或是“不敢”的话，就不要买。惟有信心十足地说：“是的，我会买进更多。”，才放胆买进。
当然，你放胆买进的，还必须是价值被低估而又有前途的股票。
Friday, February 19, 2010
Sunday, February 14, 2010
爾虞我詐 立心不良
歐盟峰會舉行在即，市場憧憬會有救希臘的方案出台，歐元走勢亦告轉穩。歐洲多國財長於峰會舉行前，已透過多方電話會議(conference call)商討有關事宜，市場傳言早前一直認為希臘應自行解決財政問題的德國，取態來一個180度轉變，願意牽頭推動歐盟拯救入危機的希臘，發展頗為戲劇性。
有人指德國肯出手，主要是為了保障國內銀行的利益，但細看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去年第3季，德國銀行向希臘放貸總額為430億美元，數目雖不小，但仍遠遠不及法國銀行業向希臘放貸的750億。因此，另一個說法指德國是希望及早設立防火牆，避免希臘財政問題演變成為歐洲問題，似乎較為可信。
歐盟峰會將如何支援希臘，頗引人入勝，市場現時傳出的可行方法包括由歐洲財政較健全的國家向希臘等財困國家提供信貸擔保、直接向希臘提供貸款援助、承諾向希臘購買主權債券，又或者把個案轉介國基會提供協助。
歐盟內部對應否直接出手救希臘，存在了分歧，歐盟27國中，歐元區成員國只有16個，一些非歐元區成員國如英國和瑞典等皆不想捲入這趟渾水，主張應該由國基會提供支援，因為國基會在這方面有足夠的專業經驗，亦擁有充沛的資源。最大的好處是，由國基會出手，歐盟其他國家便毋須因為要替希臘作信貸擔保，風險提升而導致孳息上升，增加融資成本。
但其他國家不乏反對聲音，認為希臘財困問題是歐洲自家事，若要國基會介入，會有失面子。而從國基會昔日向陷入財政危機國家提供援助的紀錄看，國基會往往會提出苛刻的救助條件，較希臘自行提出的削赤方案更加難以令國民接受。另外，國基會是誰在幕後控制，大家心知肚明，故不希望給予美國機會乘虛而入，插手歐洲內部事務。
根據巴克萊資產提供的資料，美國金融機構在希臘的放貸數量僅180億美元，遠低於德法兩國，即使計入歐豬四國其他三個國家，美國十大銀行的放貸合共亦只是1810億美元，包括向愛爾蘭放貨860億和向西班牙放貸680億，向葡萄牙放貨更只有90億，佔其向國貨款組合的比重僅5%，美國會否真心襄助，亦頗成疑問。
事實上，歐豬四國的危機有否遭誇大，實在令人懷疑。紐約大學教授魯賓尼及基金大鱷索羅斯均相信希臘債務問題最終可以解決，希臘可繼續維持歐元區成員國的身分，評級機構穆迪亦認為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債務問題不應與希臘相提並論，至現時為止亦沒有需要支援或拯救的迫切性。不過，歐洲主權債務問題並非短期內可望決，有陰謀論者指問題曝光，是有心人刻意暴露歐洲的弱點，削弱歐元的影響力，以保住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王者地位，信焉？
有人指德國肯出手，主要是為了保障國內銀行的利益，但細看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去年第3季，德國銀行向希臘放貸總額為430億美元，數目雖不小，但仍遠遠不及法國銀行業向希臘放貸的750億。因此，另一個說法指德國是希望及早設立防火牆，避免希臘財政問題演變成為歐洲問題，似乎較為可信。
歐盟峰會將如何支援希臘，頗引人入勝，市場現時傳出的可行方法包括由歐洲財政較健全的國家向希臘等財困國家提供信貸擔保、直接向希臘提供貸款援助、承諾向希臘購買主權債券，又或者把個案轉介國基會提供協助。
歐盟內部對應否直接出手救希臘，存在了分歧，歐盟27國中，歐元區成員國只有16個，一些非歐元區成員國如英國和瑞典等皆不想捲入這趟渾水，主張應該由國基會提供支援，因為國基會在這方面有足夠的專業經驗，亦擁有充沛的資源。最大的好處是，由國基會出手，歐盟其他國家便毋須因為要替希臘作信貸擔保，風險提升而導致孳息上升，增加融資成本。
但其他國家不乏反對聲音，認為希臘財困問題是歐洲自家事，若要國基會介入，會有失面子。而從國基會昔日向陷入財政危機國家提供援助的紀錄看，國基會往往會提出苛刻的救助條件，較希臘自行提出的削赤方案更加難以令國民接受。另外，國基會是誰在幕後控制，大家心知肚明，故不希望給予美國機會乘虛而入，插手歐洲內部事務。
根據巴克萊資產提供的資料，美國金融機構在希臘的放貸數量僅180億美元，遠低於德法兩國，即使計入歐豬四國其他三個國家，美國十大銀行的放貸合共亦只是1810億美元，包括向愛爾蘭放貨860億和向西班牙放貸680億，向葡萄牙放貨更只有90億，佔其向國貨款組合的比重僅5%，美國會否真心襄助，亦頗成疑問。
事實上，歐豬四國的危機有否遭誇大，實在令人懷疑。紐約大學教授魯賓尼及基金大鱷索羅斯均相信希臘債務問題最終可以解決，希臘可繼續維持歐元區成員國的身分，評級機構穆迪亦認為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債務問題不應與希臘相提並論，至現時為止亦沒有需要支援或拯救的迫切性。不過，歐洲主權債務問題並非短期內可望決，有陰謀論者指問題曝光，是有心人刻意暴露歐洲的弱點，削弱歐元的影響力，以保住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王者地位，信焉？
Saturday, February 13, 2010
歐洲問題一點不嚴重
連續兩天，恒指都在跌破19500點後出現反彈，昨日的反彈更強，似乎，恒指有可能在我之前預測的支持位 19181點之上已找到支持，比較穩妥的做法是等待2日移動平均線升越19日線才入市。
近幾天，傳媒天天在談歐豬 5國的財赤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有多嚴重？我認為一點也不嚴重，與美國天文數字的赤字比較，這只是小兒科。美國如此巨大的赤字都沒問題，希臘等5國的赤字，哪會有問題？分別只是美國天文數字的赤字可以通過印鈔票來償還，而歐盟諸國卻沒有印鈔票的自主權。
但是，這些國家發行的歐元國庫債券不會沒有買家，利率可能高一點罷了。歐盟中的富國如德國不可能見死不救，不救的結果是歐盟解體。我認為，所有的所謂問題，只是來自美國狙擊手在利用傳媒誇張問題，再通過炒高CDS來製造人為的恐慌情景。
當然我無法估計狙擊手會在甚麼水平獲利平倉離場，但是我很有信心，狙擊手是會見好就收，他們是沒有能力製造金融海嘯第二波，也沒有能力將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搬到歐洲重演，因為這些狙擊手仍不是德國政府的對手。
近幾天，傳媒天天在談歐豬 5國的財赤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有多嚴重？我認為一點也不嚴重，與美國天文數字的赤字比較，這只是小兒科。美國如此巨大的赤字都沒問題，希臘等5國的赤字，哪會有問題？分別只是美國天文數字的赤字可以通過印鈔票來償還，而歐盟諸國卻沒有印鈔票的自主權。
但是，這些國家發行的歐元國庫債券不會沒有買家，利率可能高一點罷了。歐盟中的富國如德國不可能見死不救，不救的結果是歐盟解體。我認為，所有的所謂問題，只是來自美國狙擊手在利用傳媒誇張問題，再通過炒高CDS來製造人為的恐慌情景。
當然我無法估計狙擊手會在甚麼水平獲利平倉離場，但是我很有信心，狙擊手是會見好就收，他們是沒有能力製造金融海嘯第二波，也沒有能力將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搬到歐洲重演，因為這些狙擊手仍不是德國政府的對手。
周小川 & 伯南克
昨日原本要談商品，結果沒有談，那麼是否改在今天？答案是否定，因為商品市場本周消息不多，升跌主要看外匯市場的變化，美元超買回落，商品自然可以反彈，但油價似乎無力突破75美元，金價在1,080美 元已現阻力，由此可見商品的調整仍未完結，同時亦代表美元指數在80點關口爭持後，將會再度發力向上，最新目標為83點。
不談商品，今日想談一談內地及美國的貨幣政策，尤其是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這兩日同時談到貨幣政策的問題，自然要解讀一下。不過在研究兩人之談話內容時，我想先解構一下昨日內地公布之通脹數據情況。
昨日內地公布之CPI數字，只有1.5%，遠低於市場預期，我亦感到有點驚訝，可是當我再看一看去年1月及2月份的CPI數據後，則發現原來基數及春節的問題影響了一切。去年1月時，由於春節的關係，所以雖然金融海嘯的問題剛剛開始浮現，但當時內地的CPI仍能按年上升1%，但到了2月份時，失去春節效應，當時的CPI即時出現負數，按年下跌1.6%。
以此推算，由於今年的春節在2月份，加上比較基數較高，所以令上月份的CPI數字錄得遠低於預期的升幅，可是當本月春節效應出現，加上比較基數較低，我大膽估計2月份內地的CPI將會按年上升超過2%，比12月份的情況嚴重。
有此想法，是否代表我想推翻人行短期不加息的想法？絕對不是，尤其是當周小川前日之言論，明顯暗示人行正希望維持利率的穩定，這反而更令我相信，內地加息的時間，會較市場預期為慢，同時人行只會繼續以調高存款準備金，及發行央票去抽走市場過盛的資金，而且更重要是人行現在已獲得銀監會的全力配合，這令人行有更多的條件，暫時不用加息去遏抑潛在通脹壓力。
「均衡放貸」成為銀監會對內地銀行新定調，除了反映1月份可能高達1.4萬億新增貸款令銀監會不安外，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內地通脹及資產泡沫的問題，並不可以單靠人行的努力，因為調高存款準備金及發行央票，對資金仍然充裕的銀行而言，起不到阻嚇作用，同時亦令市場流動性過強的問題，難以真正解決，只有嚴格控制貸款，才是真正的治標方法。
解讀完內地的問題後，那麼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提到退市之計劃又應該如何理解？答案是令人失望極了。首先從金融體系抽走資金，包括向金融機構售存款證，再而上調銀行儲備金利率，最後才考慮加息，不過總結是卻指現時非退市適當時機，偏低利率仍維持一段時間，如此官方的話，參考價值近乎零。
故此，我寧願繼續將聯儲局副主席科恩上月之言論，記於心上，尤其是他提到在目前情況下，利率走勢不能確定，收緊政策對不同期限利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難以預測，言簡意賅，而且沒有半點掩飾，這才是值得參考的言論，尤其是3月底聯儲局將結束購買抵押證券和機構債券計劃，屆時對美國的按揭息率帶來怎樣的壓力？小心繼「歐盟五國」之危機後，成為另一個困擾市場的問題。
不談商品，今日想談一談內地及美國的貨幣政策，尤其是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這兩日同時談到貨幣政策的問題，自然要解讀一下。不過在研究兩人之談話內容時，我想先解構一下昨日內地公布之通脹數據情況。
昨日內地公布之CPI數字，只有1.5%，遠低於市場預期，我亦感到有點驚訝，可是當我再看一看去年1月及2月份的CPI數據後，則發現原來基數及春節的問題影響了一切。去年1月時，由於春節的關係，所以雖然金融海嘯的問題剛剛開始浮現，但當時內地的CPI仍能按年上升1%，但到了2月份時，失去春節效應，當時的CPI即時出現負數，按年下跌1.6%。
以此推算，由於今年的春節在2月份，加上比較基數較高，所以令上月份的CPI數字錄得遠低於預期的升幅，可是當本月春節效應出現，加上比較基數較低，我大膽估計2月份內地的CPI將會按年上升超過2%，比12月份的情況嚴重。
有此想法，是否代表我想推翻人行短期不加息的想法？絕對不是，尤其是當周小川前日之言論，明顯暗示人行正希望維持利率的穩定，這反而更令我相信，內地加息的時間，會較市場預期為慢，同時人行只會繼續以調高存款準備金，及發行央票去抽走市場過盛的資金，而且更重要是人行現在已獲得銀監會的全力配合，這令人行有更多的條件，暫時不用加息去遏抑潛在通脹壓力。
「均衡放貸」成為銀監會對內地銀行新定調，除了反映1月份可能高達1.4萬億新增貸款令銀監會不安外，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內地通脹及資產泡沫的問題，並不可以單靠人行的努力，因為調高存款準備金及發行央票，對資金仍然充裕的銀行而言，起不到阻嚇作用，同時亦令市場流動性過強的問題，難以真正解決，只有嚴格控制貸款，才是真正的治標方法。
解讀完內地的問題後，那麼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提到退市之計劃又應該如何理解？答案是令人失望極了。首先從金融體系抽走資金，包括向金融機構售存款證，再而上調銀行儲備金利率，最後才考慮加息，不過總結是卻指現時非退市適當時機，偏低利率仍維持一段時間，如此官方的話，參考價值近乎零。
故此，我寧願繼續將聯儲局副主席科恩上月之言論，記於心上，尤其是他提到在目前情況下，利率走勢不能確定，收緊政策對不同期限利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難以預測，言簡意賅，而且沒有半點掩飾，這才是值得參考的言論，尤其是3月底聯儲局將結束購買抵押證券和機構債券計劃，屆時對美國的按揭息率帶來怎樣的壓力？小心繼「歐盟五國」之危機後，成為另一個困擾市場的問題。
虎 年 大 吉
歡迎來到虎年，這是中國十二生肖當中最兇猛的動物，所以大家可以預期，來年必定相當刺激。
牛年是值得銘記的一年，因為去年真是名副其實的牛市。所以，今年在老虎這隻強壯而兇猛的野獸下，亞洲的經濟基石，包括香港，會否受惠呢？
虎年是入貨良機
根據歷史，虎年好壞參半。上一個虎年在九八年，是令亞洲投資者驚恐的一年，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在該年發生。首先由泰國開始，然後短短數月令整個東亞一片恐慌，迫使香港政府入市為恒生指數建立一個鐵底，令其不會再瀉。當時港府買入的股票，便是現時盈富基金的基礎。當年，任何人只要相信股票，並趁底吸納，現時肯定大賺。
再對上一個虎年，是一九八六年，那是一個好年，卻造成了八七股災。當年股市大瀉，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把交易所關閉四天，但這不是老虎的責任，而是下一年兔仔要承擔的後果。恒生指數跌至低於一千點，實在是投資者入貨的大好良機。
更早的股災發生在一九七三年，之後的復甦在一九七四年開始，也是虎年，儘管股市仍然低沉。我認為當時的情況，比美國○八年的金融海嘯更嚴重。在七一至七四年間，我在倫敦，經濟氣氛一天比一天沮喪，二線銀行和地產公司骨牌般接連倒閉。但更重要的，是我在七四年回港，房屋平得不得了，對任何有勇氣投身股市或樓市的人來說，實在是絕佳好年。
我印象中，一九六二年也好像是一個好年，當時我在新加坡，橡膠和錫業泡沫爆破將近尾聲，但馬印對抗開始，印尼人攻擊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到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宣布獨立。可能六二年不是太好的一年，惟仍然是適合買股票的一年。
中美關係成陰霾
我認為一○年會是好年，美國由衰退中回復，中國則努力調控，避免經濟因過熱而造成泡沫爆破。在這樣的環境下，經濟會增長，但是否足以引領股市或樓市，則仍是未知之數，但我相信不會有嚴重下挫，除非出現大量超買。
中美之間的關係有些許危機，主要是因為一些小爭議：例如美國對台售武，雖然台灣沒有可能用這些武器對付中國；美國總統奧巴馬和達賴會面，當然奧巴馬可以和任何人見面，正如胡錦濤和金正日見面，也不容奧巴馬非議。至於貿易限制，這個問題則難以解決，但雙方要想辦法令衝突不要升溫；另一問題是美國經常要人民幣升值，但天知道真正的匯率應該多少，就連美國的批評者都不能定論。
無論如何，若今次虎年將按上述所指的先例而行，這將是適合入貨的好年，尤其是當股市繼續調整之時。未必有即時的顯著效果，但實際作用已能從前幾次的虎年證實。當然，任何在一九六二年前買了股票都是恩賜，因為派息已足以抵銷你的成本；甚至，現時一年的派息，已等如你當初股票買入價的五倍。
牛年是值得銘記的一年，因為去年真是名副其實的牛市。所以，今年在老虎這隻強壯而兇猛的野獸下，亞洲的經濟基石，包括香港，會否受惠呢？
虎年是入貨良機
根據歷史，虎年好壞參半。上一個虎年在九八年，是令亞洲投資者驚恐的一年，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在該年發生。首先由泰國開始，然後短短數月令整個東亞一片恐慌，迫使香港政府入市為恒生指數建立一個鐵底，令其不會再瀉。當時港府買入的股票，便是現時盈富基金的基礎。當年，任何人只要相信股票，並趁底吸納，現時肯定大賺。
再對上一個虎年，是一九八六年，那是一個好年，卻造成了八七股災。當年股市大瀉，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把交易所關閉四天，但這不是老虎的責任，而是下一年兔仔要承擔的後果。恒生指數跌至低於一千點，實在是投資者入貨的大好良機。
更早的股災發生在一九七三年，之後的復甦在一九七四年開始，也是虎年，儘管股市仍然低沉。我認為當時的情況，比美國○八年的金融海嘯更嚴重。在七一至七四年間，我在倫敦，經濟氣氛一天比一天沮喪，二線銀行和地產公司骨牌般接連倒閉。但更重要的，是我在七四年回港，房屋平得不得了，對任何有勇氣投身股市或樓市的人來說，實在是絕佳好年。
我印象中，一九六二年也好像是一個好年，當時我在新加坡，橡膠和錫業泡沫爆破將近尾聲，但馬印對抗開始，印尼人攻擊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到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宣布獨立。可能六二年不是太好的一年，惟仍然是適合買股票的一年。
中美關係成陰霾
我認為一○年會是好年，美國由衰退中回復，中國則努力調控，避免經濟因過熱而造成泡沫爆破。在這樣的環境下，經濟會增長，但是否足以引領股市或樓市，則仍是未知之數，但我相信不會有嚴重下挫，除非出現大量超買。
中美之間的關係有些許危機，主要是因為一些小爭議：例如美國對台售武，雖然台灣沒有可能用這些武器對付中國；美國總統奧巴馬和達賴會面，當然奧巴馬可以和任何人見面，正如胡錦濤和金正日見面，也不容奧巴馬非議。至於貿易限制，這個問題則難以解決，但雙方要想辦法令衝突不要升溫；另一問題是美國經常要人民幣升值，但天知道真正的匯率應該多少，就連美國的批評者都不能定論。
無論如何，若今次虎年將按上述所指的先例而行，這將是適合入貨的好年，尤其是當股市繼續調整之時。未必有即時的顯著效果，但實際作用已能從前幾次的虎年證實。當然，任何在一九六二年前買了股票都是恩賜，因為派息已足以抵銷你的成本；甚至，現時一年的派息，已等如你當初股票買入價的五倍。
通縮猛於虎
2月11日，周四，預祝各位讀者新春大吉。去年1月起出現債券與股票最大的背馳，三十年期孳息率由2008年12月18日2.53厘升至2010年1月11日的4.74厘；反之，道指自去年3月到今年1月大幅上升。
歷史上最大債券牛市壽終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亦曾出現類似情況，包括1987年、1994年秋季、98年夏季及2000年冬季。這一次結果如何？可能性有二：一、1981年10月開始的利率回落期（三十年期債息曾高見15.21厘）在2008年12月結束，歷史上最大的債券牛市於2009年1月壽終正寢，一旦4.74厘失守，意味長債孳息完成頭肩底，有機會高見7厘，將引發新一輪股樓回落期，即所謂「第二波」衰退由今年1月開始。二、通縮出現，令美國長債孳息在2.53厘到4.74厘之間上落，美國經濟正式陷入90年代日式衰退。
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納指升79％、標普五百指數升65％、道指升60％。但根據TrimTabs Investment Research向超過五千五百隻基金調查的結果，它們正面對120億美元資金淨流出（即沽出者較買入者多120億美元），尤其是今年1月基金持有人共提走34億美元；上述情況對美股後市極之不利。去年3月標普五百指數開始形成上升通道，成交額反而日漸減少；不過，今年1月19日見1150點後成交額回升，然後跌穿上升通道時成交額進一步增加，代表反彈市已於1月19日完成，跌市又再開始。
我老曹上周香港電台的新春金融節目，唔少聽眾問內地物業市場有冇泡沫成分？當然有。自1971年美元同黃金脫鈎後，過去四十年聯儲局便不斷製造泡沫。1989年起中國人民銀行亦加入（其他國家央行早於七、八十年代加入，1985年日本銀行更製造了戰後最大泡沫而不自知）。
不要逃避泡沫
泡沫是否如斯可怕？如你逃不過當然可怕。1971及74年我老曹經歷兩次泡沫洗禮，便發誓今後不再讓泡沫淹沒。近期的泡沫包括2000年科網股泡沫及2007年10月次按危機，如逃不過，你的一生已然改變，遑論1997年第三季開始的香港樓市泡沫爆破。不過，泡沫是否可愛？的確又幾可愛也。1971年至今，香港共經歷過七次泡沫。1971年那次，我老曹的身家由5000元變成20多萬元（上升四十多倍）；1973年那次，又再次有機會由8000元變成50萬元（上升六十多倍），黃金則在十年內上升三倍。可以說，泡沫既可愛又可怕，作為投資者，不要逃避泡沫，而是利用泡沫去壯大自己。
近年金價由去年4月17日864.97美元上升至12月3日1226.56美元，下調升幅50%可見1045.76美元，2月5日見1044.85美元，呢個位十分重要，守得住仍可看好，反之可能失守1000美元，見960美元（另一50%下調幅度）。
去年銅價升幅亦十分可人……。銅乃著名的「經濟博士」（銅價的預測能力較大部分經濟博士更好）。去年銅帶頭上升，我老曹亦曾大力推介江西銅業。不過，今年1月起銅價大跌，你又信不信「銅博士」的預測能力？
目前希臘財赤達GDP 12.7%，愛爾蘭11.7％、西班牙11.4%、葡萄牙9.3%，遠超歐羅區要求的3%。與美國、日本不同，美日可透過發債支付財赤，因美元乃世界流通貨幣，日本人則本身十分有錢。歐豬國必須歐州央行增加貸款或者停止支付利息（無力履行合約），因此十分痛苦。希臘正面對削減開支壓力，但由於其為歐盟成員，不能透過貨幣貶值去刺激經濟，看來希臘有排衰，只係銀碼不大，影響有限；反而葡萄牙、西班牙的2萬億歐羅債券信用降級，影響則較大，還有意大利及愛爾蘭……。老實講，即使美國政府現在亦發現進一步出售長期債券有困難，因為國會開始立法禁止金融機構自行買賣債券。
波羅的海老虎水深火熱
去年1月歐羅M3增長率6％，今年1月已降至0.2％（去年11月同12周更出現收縮），擔心歐洲今年進入通縮期。有「波羅的海老虎」之稱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等，在2003年至2007年GDP增長率達12％，但2009年GDP跌幅達5％至10％，可見三國經濟已陷入水深火熱中。在2003年至2007年信貸寬鬆期，這些國家樓價、工資大幅上升，刺激了CPI，而加入歐羅區則提供了一個滙價穩定及低利率的環境。2008年起情況剛剛相反，不但樓價及工資大跌，通脹率則繼續上升，引發大量資金外流，目前情況已十分嚴峻。整個歐羅區仍有經濟實力的國家只有德國，但單憑德國一國之力能否挽狂瀾於既倒？
假設1971年沒有美元危機，則今天一盎斯黃金仍兌35美元，那今天道指應是多少點？答案是350點，較1966年1月18日1000點回落65％！1982年8月至2007年10月長達二十五年的美股大牛市，其實是建基於貨幣大貶值（美元購買力自1966年至今失去96％購買力），恒生指數今天應是666點（甚至2007年高點32000點亦應改為1067點），即1973年至今恒生指數回落62％。今天香港樓價8000元一呎，相當於1971年前的266元購買力，當年樓價是100多元一呎，即樓價四十年內只上升一倍。過去四十年所謂經濟繁榮期，其實是來自貨幣購買力下降所產生的幻象，並不真實。
1990年起日圓購買力不再下跌，有如仙履奇緣中的灰姑娘，當時鐘敲響十二下，一切打回原形。二十年過去了，她仍在癡癡地等候王子的使者拿來玻璃鞋，把她變成皇妃（但使者至今仍未出現）。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美國這位灰姑娘是否已面對時鐘敲響十二下的命運？
高儲蓄率將遏抑需求
今年1月初SEI Advisor Network向四百四十二位金融顧問發出問卷調查，其中23％極之樂觀、62％審慎樂觀、15％悲觀，結果如何？道指由1月19日起大跌，證明85％金融顧問在今年1月初睇錯市。今天仍有不少金融顧問在宣揚「惡性通脹」；他們知不知道，2009年8月日本出現近三十八年來最大的單月通縮，2009年11月起政府第二次推出量化寬鬆政策？自1994年起至今，日本向全球提供大量資金，利率平均只有1.31厘，才令日圓滙價由79日圓跌至90日圓（貶14％），即扣除滙率後，接近毋須利息成本便可借到日圓。
日本的困境已屬舊聞，法國過去十六個月儲蓄率急升至17％的二十七年新高，法國政府財赤更達GDP 8％，如何拯救其他成員國？歐羅區國家的財赤已十分高，今年起歐洲各國進入大慳特慳期，未來歐洲人必須節衣縮食，又何來高通脹？高儲蓄率將令需求下降，如此形勢下，CPI又怎能大升？
美國情況亦差不多，截至去年9月止政府負債11.9萬億美元，其中4.3萬億美元由政府其他機構持有（例如社會保障計劃），7.5萬億美元由其他人或國家持有，即美國負債佔GDP 83％（如不計政府其他機構持有則為53％），估計到2020年政府負債將達GDP 107％（如不計政府其他機構持有為77％），處境類同今天日本政府。
美元自去年12月起止跌回升。在去年歐羅上升時，歐洲人大幅增加儲蓄率，看來今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亦將急升，意味今年第四季美國通縮又重臨的機會很大，小心通縮猛於虎！翻查美國立國二百六十多年，通脹（尤其惡性通脹）的日子不多，通常同戰爭有關。和平期唯一高通脹及維持最長的日子是由1966年開始到1980年，去年如沒有量化寬鬆政策，相信美國已陷入通縮期。至於去年下半年開始的通脹期，到底是大趨勢（通縮）中的小反彈，還是步入惡性通脹的開始？今年下半年將清晰。
2007年10月起美國經濟進入去槓桿化時代，估計需多年才完成。今天在美國賣出一間住宅平均需十三點九個月（較一年前多50％）。去年3月政府透過增加開支撑起的美股，今年1月19日起再次進入調整期。最近政府除宣布削減軍費支出、節省450億美元外，亦減少對原油、天然氣及煤炭企業的補助，未來十年可節省400億美元。2008年底聯儲局將美元利率降至接近零，去年3月更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但今年已無能為力矣（They can talk, but they cannot walk!）。2008年第一季開始的美國經濟衰退去年第二季結束（長達十八個月），去年第三季開始的經濟復蘇可維持多久？這次美國經濟復蘇，既不是1982年8月，甚至不是2002年10月，可能只是一次熊市中的大反彈，而這個大反彈已在今年1月19日完成，因為不少金融機構再次變成投機分子，投機風險由股東（或政府）承擔，利潤卻歸其高管所有。
新增貨幣多用作減債
如果冇去年3月開始的量化寬鬆政策，估計美股反彈期只有五至六個月；這次美股上升能保持超過十個月，動力來自政府開支大增，令過去兩年美國的貨幣基礎由8270億美元升至近期的1.93萬億美元。貨幣基礎並沒有令通脹惡化，理由是新增貨幣沒有用作增加消費，只用作減債。美國亦有些地方與日本不同，日本政府是向人民借錢增加開支，因此過去二十年日圓滙價仍可企穩；美國政府則向全球借錢，形成美元滙價自去年3月起回落。
2007年10月開始至今，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已擴大三倍，包括動用1萬億美元購入有問題資產及證券，另為11.6萬億美元貸款提供保證（估計已出現1萬億美元虧損）。若美國今年4月起真的開始退市，影響如何？大淡友麥嘉華認為，標普五百指數由去年3月到今年1月19日上升70％，見1150點後下調20％，見920點。
GMO策略師Jeremy Grantham認為，從1970年起，用GDP增長率計算，標普五百合理指數應在850點。去年大幅上升來自政府刺激經濟計劃，一旦退市，標普指數應重返850點。
標普五百200天線或短期失守
如兩位仁兄估計正確，標普五百指數200天線短期內將失守。去年年初我老曹估計美股熊市反彈短而急；至今為止道指上升超過十個月，超過1930年那次美股反彈（從1929年11月開始到1930年4月結束，共六個月；然後回落到1932年6月結束整個熊市）。這次美股反彈由去年3月開始，至今年1月19日結束，升幅65.7％。令這次美國經濟衰退是1990年代日式──即資產價格由泡沫水平回落至理性水平機會較大，因此需要極長時間完成；因為人們必須找尋新工種（因舊工種早已消失），企業必須重組重整去適應新局面，家庭則必須減少消費去清還過去欠債……上述過程所需時間十分長，導致今次美國經濟衰退有異於戰後任何一次經濟衰退，因為改變習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歷史上最大債券牛市壽終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亦曾出現類似情況，包括1987年、1994年秋季、98年夏季及2000年冬季。這一次結果如何？可能性有二：一、1981年10月開始的利率回落期（三十年期債息曾高見15.21厘）在2008年12月結束，歷史上最大的債券牛市於2009年1月壽終正寢，一旦4.74厘失守，意味長債孳息完成頭肩底，有機會高見7厘，將引發新一輪股樓回落期，即所謂「第二波」衰退由今年1月開始。二、通縮出現，令美國長債孳息在2.53厘到4.74厘之間上落，美國經濟正式陷入90年代日式衰退。
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納指升79％、標普五百指數升65％、道指升60％。但根據TrimTabs Investment Research向超過五千五百隻基金調查的結果，它們正面對120億美元資金淨流出（即沽出者較買入者多120億美元），尤其是今年1月基金持有人共提走34億美元；上述情況對美股後市極之不利。去年3月標普五百指數開始形成上升通道，成交額反而日漸減少；不過，今年1月19日見1150點後成交額回升，然後跌穿上升通道時成交額進一步增加，代表反彈市已於1月19日完成，跌市又再開始。
我老曹上周香港電台的新春金融節目，唔少聽眾問內地物業市場有冇泡沫成分？當然有。自1971年美元同黃金脫鈎後，過去四十年聯儲局便不斷製造泡沫。1989年起中國人民銀行亦加入（其他國家央行早於七、八十年代加入，1985年日本銀行更製造了戰後最大泡沫而不自知）。
不要逃避泡沫
泡沫是否如斯可怕？如你逃不過當然可怕。1971及74年我老曹經歷兩次泡沫洗禮，便發誓今後不再讓泡沫淹沒。近期的泡沫包括2000年科網股泡沫及2007年10月次按危機，如逃不過，你的一生已然改變，遑論1997年第三季開始的香港樓市泡沫爆破。不過，泡沫是否可愛？的確又幾可愛也。1971年至今，香港共經歷過七次泡沫。1971年那次，我老曹的身家由5000元變成20多萬元（上升四十多倍）；1973年那次，又再次有機會由8000元變成50萬元（上升六十多倍），黃金則在十年內上升三倍。可以說，泡沫既可愛又可怕，作為投資者，不要逃避泡沫，而是利用泡沫去壯大自己。
近年金價由去年4月17日864.97美元上升至12月3日1226.56美元，下調升幅50%可見1045.76美元，2月5日見1044.85美元，呢個位十分重要，守得住仍可看好，反之可能失守1000美元，見960美元（另一50%下調幅度）。
去年銅價升幅亦十分可人……。銅乃著名的「經濟博士」（銅價的預測能力較大部分經濟博士更好）。去年銅帶頭上升，我老曹亦曾大力推介江西銅業。不過，今年1月起銅價大跌，你又信不信「銅博士」的預測能力？
目前希臘財赤達GDP 12.7%，愛爾蘭11.7％、西班牙11.4%、葡萄牙9.3%，遠超歐羅區要求的3%。與美國、日本不同，美日可透過發債支付財赤，因美元乃世界流通貨幣，日本人則本身十分有錢。歐豬國必須歐州央行增加貸款或者停止支付利息（無力履行合約），因此十分痛苦。希臘正面對削減開支壓力，但由於其為歐盟成員，不能透過貨幣貶值去刺激經濟，看來希臘有排衰，只係銀碼不大，影響有限；反而葡萄牙、西班牙的2萬億歐羅債券信用降級，影響則較大，還有意大利及愛爾蘭……。老實講，即使美國政府現在亦發現進一步出售長期債券有困難，因為國會開始立法禁止金融機構自行買賣債券。
波羅的海老虎水深火熱
去年1月歐羅M3增長率6％，今年1月已降至0.2％（去年11月同12周更出現收縮），擔心歐洲今年進入通縮期。有「波羅的海老虎」之稱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等，在2003年至2007年GDP增長率達12％，但2009年GDP跌幅達5％至10％，可見三國經濟已陷入水深火熱中。在2003年至2007年信貸寬鬆期，這些國家樓價、工資大幅上升，刺激了CPI，而加入歐羅區則提供了一個滙價穩定及低利率的環境。2008年起情況剛剛相反，不但樓價及工資大跌，通脹率則繼續上升，引發大量資金外流，目前情況已十分嚴峻。整個歐羅區仍有經濟實力的國家只有德國，但單憑德國一國之力能否挽狂瀾於既倒？
假設1971年沒有美元危機，則今天一盎斯黃金仍兌35美元，那今天道指應是多少點？答案是350點，較1966年1月18日1000點回落65％！1982年8月至2007年10月長達二十五年的美股大牛市，其實是建基於貨幣大貶值（美元購買力自1966年至今失去96％購買力），恒生指數今天應是666點（甚至2007年高點32000點亦應改為1067點），即1973年至今恒生指數回落62％。今天香港樓價8000元一呎，相當於1971年前的266元購買力，當年樓價是100多元一呎，即樓價四十年內只上升一倍。過去四十年所謂經濟繁榮期，其實是來自貨幣購買力下降所產生的幻象，並不真實。
1990年起日圓購買力不再下跌，有如仙履奇緣中的灰姑娘，當時鐘敲響十二下，一切打回原形。二十年過去了，她仍在癡癡地等候王子的使者拿來玻璃鞋，把她變成皇妃（但使者至今仍未出現）。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美國這位灰姑娘是否已面對時鐘敲響十二下的命運？
高儲蓄率將遏抑需求
今年1月初SEI Advisor Network向四百四十二位金融顧問發出問卷調查，其中23％極之樂觀、62％審慎樂觀、15％悲觀，結果如何？道指由1月19日起大跌，證明85％金融顧問在今年1月初睇錯市。今天仍有不少金融顧問在宣揚「惡性通脹」；他們知不知道，2009年8月日本出現近三十八年來最大的單月通縮，2009年11月起政府第二次推出量化寬鬆政策？自1994年起至今，日本向全球提供大量資金，利率平均只有1.31厘，才令日圓滙價由79日圓跌至90日圓（貶14％），即扣除滙率後，接近毋須利息成本便可借到日圓。
日本的困境已屬舊聞，法國過去十六個月儲蓄率急升至17％的二十七年新高，法國政府財赤更達GDP 8％，如何拯救其他成員國？歐羅區國家的財赤已十分高，今年起歐洲各國進入大慳特慳期，未來歐洲人必須節衣縮食，又何來高通脹？高儲蓄率將令需求下降，如此形勢下，CPI又怎能大升？
美國情況亦差不多，截至去年9月止政府負債11.9萬億美元，其中4.3萬億美元由政府其他機構持有（例如社會保障計劃），7.5萬億美元由其他人或國家持有，即美國負債佔GDP 83％（如不計政府其他機構持有則為53％），估計到2020年政府負債將達GDP 107％（如不計政府其他機構持有為77％），處境類同今天日本政府。
美元自去年12月起止跌回升。在去年歐羅上升時，歐洲人大幅增加儲蓄率，看來今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亦將急升，意味今年第四季美國通縮又重臨的機會很大，小心通縮猛於虎！翻查美國立國二百六十多年，通脹（尤其惡性通脹）的日子不多，通常同戰爭有關。和平期唯一高通脹及維持最長的日子是由1966年開始到1980年，去年如沒有量化寬鬆政策，相信美國已陷入通縮期。至於去年下半年開始的通脹期，到底是大趨勢（通縮）中的小反彈，還是步入惡性通脹的開始？今年下半年將清晰。
2007年10月起美國經濟進入去槓桿化時代，估計需多年才完成。今天在美國賣出一間住宅平均需十三點九個月（較一年前多50％）。去年3月政府透過增加開支撑起的美股，今年1月19日起再次進入調整期。最近政府除宣布削減軍費支出、節省450億美元外，亦減少對原油、天然氣及煤炭企業的補助，未來十年可節省400億美元。2008年底聯儲局將美元利率降至接近零，去年3月更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但今年已無能為力矣（They can talk, but they cannot walk!）。2008年第一季開始的美國經濟衰退去年第二季結束（長達十八個月），去年第三季開始的經濟復蘇可維持多久？這次美國經濟復蘇，既不是1982年8月，甚至不是2002年10月，可能只是一次熊市中的大反彈，而這個大反彈已在今年1月19日完成，因為不少金融機構再次變成投機分子，投機風險由股東（或政府）承擔，利潤卻歸其高管所有。
新增貨幣多用作減債
如果冇去年3月開始的量化寬鬆政策，估計美股反彈期只有五至六個月；這次美股上升能保持超過十個月，動力來自政府開支大增，令過去兩年美國的貨幣基礎由8270億美元升至近期的1.93萬億美元。貨幣基礎並沒有令通脹惡化，理由是新增貨幣沒有用作增加消費，只用作減債。美國亦有些地方與日本不同，日本政府是向人民借錢增加開支，因此過去二十年日圓滙價仍可企穩；美國政府則向全球借錢，形成美元滙價自去年3月起回落。
2007年10月開始至今，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已擴大三倍，包括動用1萬億美元購入有問題資產及證券，另為11.6萬億美元貸款提供保證（估計已出現1萬億美元虧損）。若美國今年4月起真的開始退市，影響如何？大淡友麥嘉華認為，標普五百指數由去年3月到今年1月19日上升70％，見1150點後下調20％，見920點。
GMO策略師Jeremy Grantham認為，從1970年起，用GDP增長率計算，標普五百合理指數應在850點。去年大幅上升來自政府刺激經濟計劃，一旦退市，標普指數應重返850點。
標普五百200天線或短期失守
如兩位仁兄估計正確，標普五百指數200天線短期內將失守。去年年初我老曹估計美股熊市反彈短而急；至今為止道指上升超過十個月，超過1930年那次美股反彈（從1929年11月開始到1930年4月結束，共六個月；然後回落到1932年6月結束整個熊市）。這次美股反彈由去年3月開始，至今年1月19日結束，升幅65.7％。令這次美國經濟衰退是1990年代日式──即資產價格由泡沫水平回落至理性水平機會較大，因此需要極長時間完成；因為人們必須找尋新工種（因舊工種早已消失），企業必須重組重整去適應新局面，家庭則必須減少消費去清還過去欠債……上述過程所需時間十分長，導致今次美國經濟衰退有異於戰後任何一次經濟衰退，因為改變習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Friday, February 12, 2010
Teachings from an investment legend – Bernard Baruch
Courtesy Charles Kirk (The Kirk Report), I have just been reminded of the rich legacy of Bernard Baruch’s investment wisdom.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New York in 1889, Baruch worked as an office boy in a linen business and later in Wall Street broking houses. Over the years he amassed a fortune as a stock market speculator,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advisor to Woodrow Wilson and Franklin Roosevelt.
Baruch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Wall Street’s financial leaders and his teachings are as valuable today as decades ago. These are well documented in his book Baruch: My Own Story (1957) in which, among others, he said: “I have heard many men talk intelligently, even brilliantly, about something – only to see them proven powerless when it comes to acting on what they believe.”
I am grateful to Charles Kirk for having taken the trouble of summarizing Baruch’s pertinent words of wisdom – sage advice that we can all do with to guide us to correct investment decisions – reported verbatim in the paragraphs below.
• Baruch started out as most traders do – i.e. losing lots of money because he lacked the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discipline. “You have to lose money in order to better yourself.”
• Real success in the market takes time and money. Unfortunately “most people view the market as the place where the miracle of great and quick riches can be performed with little effort”.
• Overtrading and holding too many positions in his early years caused Baruch to go broke many times before he developed the discipline to succeed.
• A successful speculator is “a man who observes the future and acts before it occurs”. Acting swiftly in the market is important.
• After losing money as a result of the recommendation of others, Baruch focused on the facts. “One must search through a maze of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details to get to the significant facts … Then he must be able to operate coldly, clearly, and skilfully on the basis of those facts.” The challenge for the successful speculator is “how to disentangle the cold hard facts from the rather warm feelings of the people dealing with the facts.” Moreover, “if you get all the facts, your judgment can be right; if you don’t get all the facts, it can’t be right”.
•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expect to be wrong as many times as you are right. “If a speculator is correct half of the time, he is hitting a good average. Even being right 3 or 4 times out of 10 should yield a person a fortune if he has the sense to cut his losses quickly on the ventures where he is wrong.” Cutting losses quickl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rule.
• Don’t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thinking. “During my eighty-seven years I have witnessed a whole succession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But none of them has done away with the need for character in the individual or the ability to think.”
• If your stocks are keeping you awake a night worrying about them, you should sell them to a “sleeping point”.
• The way to truly succeed in the market is to devote oneself full-time to the task. “Because of the extreme challenge, one must commit full attention to it.” Market speculation is “no different than trying to be a successful doctor or lawyer … you simply must devote yourself full-time to the study of your craft”.
• Through experience, Baruch learned the golden rule - never take stock tips from others. Self-reliance and “doing one’s own thinking” are a must.
• Baruch found it best to keep silent about his positions and trades and he believed it was “best to trade alone”. When he retired from A.A. Housman & Company and went on his own, Baruch did so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best to trade independently and remain focus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profits. “Most of the successful people I’ve known are the ones who do more listening than talking.”
• According to Baruch, the stock marke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health of the economy but “rather reflects i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skill.
• Baruch would often trade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 long and short. “Having flexibility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 About risk, he said: There is no investment which does not involve some risk and is not something of a gamble.” Moreover, “what we can try to do perhaps is to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reduce the element of risk in whatever we undertake”.
• Baruch did not believe in diversification, but that it was “better to have a few stocks and to watch them carefully”.
• Having a “good supply of cash on hand at all times in reserve is import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declines and major crashes.
• He believed that traders should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He thought no one could be an expert at too many things. He liked to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perfect it, and do it well”.
• Baruch believed the two main mistakes that contributed to his early losses were the same mistakes most investors make, namely 1) “They know too little about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earnings,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y for future growth” and 2) “They tend to trade beyond their financial capital capacity”.
• Baruch was a fundamentalist versus technical focused investor. In essence he required strong real assets of the company (cash and properties), that the company produced or performed something that is needed and valued, and that it had good management.
• “Successful speculation requires staying on top of changes in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that either create new industries or improve on existing industries. The majority of your profits will come from these two … The shrewdest traders throughout history all adapted the skill of reactionary change, as the market constantly presents new and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 What drives stock prices is human reactions. Ironically, the key to successful speculation is to remove our decisions from our emotions. “Without control over your emotions,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for profitable success in the stock market.”
• Baruch often described the market as a thermometer and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s the fever. “The market does not cause economic cycles but merely reflects them and the judgments of what traders believe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will be like.”
• He believed no one could sell at the top and buy at the bottom (both for stocks and the market itself). “Don’t try to buy at the bottom and sell at the top. It can’t be done except by liars.” That said, Baruch said that through all of his time and research, he would develop a “feel” for when it was time to reduce positions. “I made my money by selling too soon.” While he didn’t have sell rules per se, he developed more of a sense that one gets when one trades for many years and follows the market with intense study.
• “It is much harder to sell stocks correctly than to buy them correctly.” Because of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trading, if a “stock went up, the average investor would hold because he wants more gains – he’s exhibiting greed. If the stock declines, he also holds on and hopes the stock will come back so he can at least sell and break even - he’s hoping against hope”. Baruch worked hard to avoid these emotions by recognizing mistakes early and taking immediate action to own up to his mistakes quickly.
• Baruch believed that you ha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decisions. “Do not blame anybody for your mistakes and failures.” In addition, he blamed most of his losses on the failure of judgment and taking time to think. “Whatever failures I have known, whatever errors I have committed, whatever follies I have witnessed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have been the consequence of action without thought.”
•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what the market is currently doing as opposed to following what one might personally think the market should do.” As he said,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his opinion, but no man has a right to be wrong in his facts.”
• Knowing your biases and weaknesses is important. “Only as you do know yourself can your brain serve you as a sharp and efficient tool. Know your own failings,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so you can separate them from what you see.”
• Baruch was highly regarded and well-respected, but he frequently practised humility and understood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rket. He is often credited with the say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ock market is to make fools of as many men as possible”.
• Taking time away from the market is necessary. He took many vacations and used the downtime to “reflect on past transactions”. For Baruch, this time away was important so he could have the peace of mind and concentration to reflect and improve his abilities. He devoted lots of hours and effort to examining past trades to find out why he lost money
Baruch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Wall Street’s financial leaders and his teachings are as valuable today as decades ago. These are well documented in his book Baruch: My Own Story (1957) in which, among others, he said: “I have heard many men talk intelligently, even brilliantly, about something – only to see them proven powerless when it comes to acting on what they believe.”
I am grateful to Charles Kirk for having taken the trouble of summarizing Baruch’s pertinent words of wisdom – sage advice that we can all do with to guide us to correct investment decisions – reported verbatim in the paragraphs below.
• Baruch started out as most traders do – i.e. losing lots of money because he lacked the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discipline. “You have to lose money in order to better yourself.”
• Real success in the market takes time and money. Unfortunately “most people view the market as the place where the miracle of great and quick riches can be performed with little effort”.
• Overtrading and holding too many positions in his early years caused Baruch to go broke many times before he developed the discipline to succeed.
• A successful speculator is “a man who observes the future and acts before it occurs”. Acting swiftly in the market is important.
• After losing money as a result of the recommendation of others, Baruch focused on the facts. “One must search through a maze of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details to get to the significant facts … Then he must be able to operate coldly, clearly, and skilfully on the basis of those facts.” The challenge for the successful speculator is “how to disentangle the cold hard facts from the rather warm feelings of the people dealing with the facts.” Moreover, “if you get all the facts, your judgment can be right; if you don’t get all the facts, it can’t be right”.
•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expect to be wrong as many times as you are right. “If a speculator is correct half of the time, he is hitting a good average. Even being right 3 or 4 times out of 10 should yield a person a fortune if he has the sense to cut his losses quickly on the ventures where he is wrong.” Cutting losses quickl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rule.
• Don’t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thinking. “During my eighty-seven years I have witnessed a whole succession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But none of them has done away with the need for character in the individual or the ability to think.”
• If your stocks are keeping you awake a night worrying about them, you should sell them to a “sleeping point”.
• The way to truly succeed in the market is to devote oneself full-time to the task. “Because of the extreme challenge, one must commit full attention to it.” Market speculation is “no different than trying to be a successful doctor or lawyer … you simply must devote yourself full-time to the study of your craft”.
• Through experience, Baruch learned the golden rule - never take stock tips from others. Self-reliance and “doing one’s own thinking” are a must.
• Baruch found it best to keep silent about his positions and trades and he believed it was “best to trade alone”. When he retired from A.A. Housman & Company and went on his own, Baruch did so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best to trade independently and remain focus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profits. “Most of the successful people I’ve known are the ones who do more listening than talking.”
• According to Baruch, the stock marke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health of the economy but “rather reflects i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skill.
• Baruch would often trade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 long and short. “Having flexibility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 About risk, he said: There is no investment which does not involve some risk and is not something of a gamble.” Moreover, “what we can try to do perhaps is to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reduce the element of risk in whatever we undertake”.
• Baruch did not believe in diversification, but that it was “better to have a few stocks and to watch them carefully”.
• Having a “good supply of cash on hand at all times in reserve is import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declines and major crashes.
• He believed that traders should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He thought no one could be an expert at too many things. He liked to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perfect it, and do it well”.
• Baruch believed the two main mistakes that contributed to his early losses were the same mistakes most investors make, namely 1) “They know too little about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earnings,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y for future growth” and 2) “They tend to trade beyond their financial capital capacity”.
• Baruch was a fundamentalist versus technical focused investor. In essence he required strong real assets of the company (cash and properties), that the company produced or performed something that is needed and valued, and that it had good management.
• “Successful speculation requires staying on top of changes in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that either create new industries or improve on existing industries. The majority of your profits will come from these two … The shrewdest traders throughout history all adapted the skill of reactionary change, as the market constantly presents new and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 What drives stock prices is human reactions. Ironically, the key to successful speculation is to remove our decisions from our emotions. “Without control over your emotions,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for profitable success in the stock market.”
• Baruch often described the market as a thermometer and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s the fever. “The market does not cause economic cycles but merely reflects them and the judgments of what traders believe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will be like.”
• He believed no one could sell at the top and buy at the bottom (both for stocks and the market itself). “Don’t try to buy at the bottom and sell at the top. It can’t be done except by liars.” That said, Baruch said that through all of his time and research, he would develop a “feel” for when it was time to reduce positions. “I made my money by selling too soon.” While he didn’t have sell rules per se, he developed more of a sense that one gets when one trades for many years and follows the market with intense study.
• “It is much harder to sell stocks correctly than to buy them correctly.” Because of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trading, if a “stock went up, the average investor would hold because he wants more gains – he’s exhibiting greed. If the stock declines, he also holds on and hopes the stock will come back so he can at least sell and break even - he’s hoping against hope”. Baruch worked hard to avoid these emotions by recognizing mistakes early and taking immediate action to own up to his mistakes quickly.
• Baruch believed that you ha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decisions. “Do not blame anybody for your mistakes and failures.” In addition, he blamed most of his losses on the failure of judgment and taking time to think. “Whatever failures I have known, whatever errors I have committed, whatever follies I have witnessed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have been the consequence of action without thought.”
•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what the market is currently doing as opposed to following what one might personally think the market should do.” As he said,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his opinion, but no man has a right to be wrong in his facts.”
• Knowing your biases and weaknesses is important. “Only as you do know yourself can your brain serve you as a sharp and efficient tool. Know your own failings,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so you can separate them from what you see.”
• Baruch was highly regarded and well-respected, but he frequently practised humility and understood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rket. He is often credited with the say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ock market is to make fools of as many men as possible”.
• Taking time away from the market is necessary. He took many vacations and used the downtime to “reflect on past transactions”. For Baruch, this time away was important so he could have the peace of mind and concentration to reflect and improve his abilities. He devoted lots of hours and effort to examining past trades to find out why he lost money
Bernard Baruch
Bernard Mannes Baruch (August 19, 1870 – June 20, 1965) was an American financier, stock-market speculator, statesman, and political consultant. After his success in business, he devoted his time toward advising Democratic U.S. Presidents Woodrow Wilson and Franklin D. Roosevelt on economic matters.
Early life, education, and career
Bernard Baruch was born in Camden, South Carolina to Simon and Belle Baruch. He was the second of four sons. His father Dr. Simon Baruch (1840–1921) was a German immigrant of Jewish ethnicity who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55. He became a surgeon on the staff of Confederate general Robert E. Lee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a pioneer in physical therapy. His mother's Sephardic Jewish ancestors came to New York as early as the 1690s and were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In 1881 the family moved to New York City, and Bernard Baruch graduated from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eight years later. He eventually became a broker and then a partner in A. A. Housman and Company. With his earnings and commissions he bought a seat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for $18,000 ($425000 in today's dollars). There he amassed a fortune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via speculation in the sugar market. In 1903 he had his own brokerage firm and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Lone Wolf on Wall Street" because of his refusal to join any financial house. By 1910, he had become one of Wall Street's best known financiers. Baruch College (part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was named after him as well as a residential building on the Stony Brook University campus.
Presidential Adviser: First World War
During World War I he advised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on national defense, during which time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His stenographer was the then-unknown teenager Billy Rose). Baruch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urning American industry to full-scale war production. At the war's conclusion, he was seen with President Wilson at th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He never competed for elective office. He supported numerous Democratic congressmen with $1000 annual campaign donations, and became a popular figure on Capitol Hill. Every election season he would contribute from $100 to $1000 to numerous Democratic candidates.
During President Roosevelt's "New Deal" program, Baruch was a member of the "Brain Trust" and helped form 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
Other Accomplishments
Baruch was instrumental in starting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long with the Rockefellers, Morgans, and Warburgs.
Presidential Adviser: Second World War
Baruch argued that in modern warfare there was little use for free enterprise. He said Washington should control all aspects of the economy and that both business and unions should be subservient to the nation's security interest. Furthermore, price controls were essential to prevent inflation and to maximize military power per dollar. He wanted labor to be organized to facilitate optimum production. Baruch believed labor should be cajoled, coerced, and controlled as necessary: a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would orchestrat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He supported what was known as a "work or fight" bill. Baruch advocated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superagency similar to his old Industries Board. His theory enhanced the role of civilian businessmen and industrialists in determining what was needed and who would produce it. Baruch's ideas were largely adopted, with James Byrnes appointed to carry them out. During the war Baruch remained a trusted advisor and confidant of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President spent an entire month as a guest at Baruch's South Carolina estate, in 1944.
In 1946 he was appointed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UNAEC) by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s a member of the newly created UNAEC, Baruch suggested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ntrols, inspections, and punishment for violations.
On Friday, June 14, 1946, Baruch - widely seen by many scientists and some members of Truman's administration as unqualified for the task - presented his Baruch Plan,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Acheson-Lilienthal plan, to the UNAEC, which propose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hen-new atomic energy.
The Soviet Union rejected Baruch's proposal as unfair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S. already had nuclear weapons, instead proposing that the U.S. eliminate its nuclear weapons before a system of controls and inspections was implemented. A stalemate ensued.
Park bench statesman
Baruch was well-known, and often walked or sat in Washington D.C's Lafayette Park and in New York City's Central Park.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him to discuss government affairs with other people while sitting on a park bench: he became known for this.
In 1960,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a commemorative park bench in Lafayette Park across from the White House was dedicated to him. He continued to advis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til his death on Sunday, June 20, 1965, in New York City, at the age of ninety-four.
Trivia
Baruch's faith helped him make his fortune. During his Wall Street days, Baruch sold short, to the limit of his resources, a stock he believed to be overvalued. He expected a quick profit on the next business day, believing the directors would not declare the regular dividend since the company could not afford it. He knew, however, that if the directors bluffed and declared a dividend, the stock could rise, and he would have to cover instantly or lose everything. The day before the dividend declaration day, his mother reminded him that the next day was the Jewish holiday Yom Kippur, and he had promised to maintain the solemnity of the annual occasion and "keep" the holiday holy. Keeping his promise, Baruch ignored the multiple phone calls and telegrams from his friends who urged him to take his profit and cover. After Yom Kippur had passed, he read the telegrams and learned that, indeed, the dividend had passed. Rather than rising as a result, however, the stock had fallen precipitiously.
Keeping his promise, he had become a millionaire.
In his teenage and college years, Baruch was quite good at sports, especially baseball and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of his playing baseball professionally. But during a game for City College, he suffered an ear injury that impaired his hearing, taking away any possibility of playing in the majors
His winter residence was his 17,500 acres (71 km2) Hobcaw Barony on the coast of South Carolina, which he purchased between 1905 and 1910. At Hobcaw House he was host to such world leaders as Winston Churchill. Other guests included General Pershing and Edith Bolling Wilson wife of Woodrow Wilson.
Early life, education, and career
Bernard Baruch was born in Camden, South Carolina to Simon and Belle Baruch. He was the second of four sons. His father Dr. Simon Baruch (1840–1921) was a German immigrant of Jewish ethnicity who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55. He became a surgeon on the staff of Confederate general Robert E. Lee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a pioneer in physical therapy. His mother's Sephardic Jewish ancestors came to New York as early as the 1690s and were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In 1881 the family moved to New York City, and Bernard Baruch graduated from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eight years later. He eventually became a broker and then a partner in A. A. Housman and Company. With his earnings and commissions he bought a seat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for $18,000 ($425000 in today's dollars). There he amassed a fortune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via speculation in the sugar market. In 1903 he had his own brokerage firm and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Lone Wolf on Wall Street" because of his refusal to join any financial house. By 1910, he had become one of Wall Street's best known financiers. Baruch College (part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was named after him as well as a residential building on the Stony Brook University campus.
Presidential Adviser: First World War
During World War I he advised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on national defense, during which time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His stenographer was the then-unknown teenager Billy Rose). Baruch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urning American industry to full-scale war production. At the war's conclusion, he was seen with President Wilson at th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He never competed for elective office. He supported numerous Democratic congressmen with $1000 annual campaign donations, and became a popular figure on Capitol Hill. Every election season he would contribute from $100 to $1000 to numerous Democratic candidates.
During President Roosevelt's "New Deal" program, Baruch was a member of the "Brain Trust" and helped form 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
Other Accomplishments
Baruch was instrumental in starting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long with the Rockefellers, Morgans, and Warburgs.
Presidential Adviser: Second World War
Baruch argued that in modern warfare there was little use for free enterprise. He said Washington should control all aspects of the economy and that both business and unions should be subservient to the nation's security interest. Furthermore, price controls were essential to prevent inflation and to maximize military power per dollar. He wanted labor to be organized to facilitate optimum production. Baruch believed labor should be cajoled, coerced, and controlled as necessary: a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would orchestrat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He supported what was known as a "work or fight" bill. Baruch advocated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superagency similar to his old Industries Board. His theory enhanced the role of civilian businessmen and industrialists in determining what was needed and who would produce it. Baruch's ideas were largely adopted, with James Byrnes appointed to carry them out. During the war Baruch remained a trusted advisor and confidant of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President spent an entire month as a guest at Baruch's South Carolina estate, in 1944.
In 1946 he was appointed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UNAEC) by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s a member of the newly created UNAEC, Baruch suggested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ntrols, inspections, and punishment for violations.
On Friday, June 14, 1946, Baruch - widely seen by many scientists and some members of Truman's administration as unqualified for the task - presented his Baruch Plan,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Acheson-Lilienthal plan, to the UNAEC, which propose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hen-new atomic energy.
The Soviet Union rejected Baruch's proposal as unfair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S. already had nuclear weapons, instead proposing that the U.S. eliminate its nuclear weapons before a system of controls and inspections was implemented. A stalemate ensued.
Park bench statesman
Baruch was well-known, and often walked or sat in Washington D.C's Lafayette Park and in New York City's Central Park.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him to discuss government affairs with other people while sitting on a park bench: he became known for this.
In 1960,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a commemorative park bench in Lafayette Park across from the White House was dedicated to him. He continued to advis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til his death on Sunday, June 20, 1965, in New York City, at the age of ninety-four.
Trivia
Baruch's faith helped him make his fortune. During his Wall Street days, Baruch sold short, to the limit of his resources, a stock he believed to be overvalued. He expected a quick profit on the next business day, believing the directors would not declare the regular dividend since the company could not afford it. He knew, however, that if the directors bluffed and declared a dividend, the stock could rise, and he would have to cover instantly or lose everything. The day before the dividend declaration day, his mother reminded him that the next day was the Jewish holiday Yom Kippur, and he had promised to maintain the solemnity of the annual occasion and "keep" the holiday holy. Keeping his promise, Baruch ignored the multiple phone calls and telegrams from his friends who urged him to take his profit and cover. After Yom Kippur had passed, he read the telegrams and learned that, indeed, the dividend had passed. Rather than rising as a result, however, the stock had fallen precipitiously.
Keeping his promise, he had become a millionaire.
In his teenage and college years, Baruch was quite good at sports, especially baseball and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of his playing baseball professionally. But during a game for City College, he suffered an ear injury that impaired his hearing, taking away any possibility of playing in the majors
His winter residence was his 17,500 acres (71 km2) Hobcaw Barony on the coast of South Carolina, which he purchased between 1905 and 1910. At Hobcaw House he was host to such world leaders as Winston Churchill. Other guests included General Pershing and Edith Bolling Wilson wife of Woodrow Wilson.
Wednesday, February 10, 2010
Paul Krugman:The heart of the eurozone crisis is in Spain
Most press coverage of the eurozone troubles has focused on Greece,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Greece is up against the wall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anyone else. But the Greek economy is also very small; in economic terms the heart of the crisis is in Spain, which is much bigger. And as I’ve tried to point out in a number of posts, Spain’s troubles are not, despite what you may have read, the result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stead, they reflect “asymmetric shocks” within the eurozone, which were always known to be a problem, but have turned out to be an even worse problem than the euroskeptics feared.
So I thought it might be useful to lay out, in a handful of pictures, how Spain got into its current state. (All of the data come from the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There’s a kind of classic simplicity about the story — it’s almost like a textbook example. Unfortunately, millions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e story begins with the Spanish real estate bubble. In Spain, as in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our own, real estate prices soared after 2000. This brought massive inflows of capital; within Europe, Germany moved into hug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while Spain and other peripheral countries moved into huge deficit:
These big capital inflows produced a classic transfer problem: they raised demand for Spanish goods and services, leading to substantially higher inflation in Spain than in Germany and other surplus countries. Here’s a comparison of GDP deflators (remember, both countries are on the euro, so the divergence reflects a rise in Spain’s relative prices):
But then the bubble burst, leaving Spain with much reduced domestic demand — and highly uncompetitive within the euro area thanks to the rise in its prices and labor costs. If Spain had had its own currency, that currency might have appreciated during the real estate boom, then depreciated when the boom was over. Since it didn’t and doesn’t, however, Spain now seems doomed to suffer years of grinding de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
Where are budget deficits in all this? Spain’s budget situation looked very good during the boom years. It is running huge deficits now, but that’s a consequence, not a cause, of the crisis: revenue has plung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pent some money trying to alleviate unemployment. Here’s the picture:
So, whose fault is all this? Nobody’s, in one sense. In another sense, Europe’s policy elite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it pushed hard for the single currency, brushing off warnings that exactly this sort of thing might happen (although, as I said, even euroskeptics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be this bad).
Am I calling, then, for breakup of the euro. No: the costs of undoing the thing would be immense and hugely disruptive. I think Europe is now stuck with this creation, and needs to mov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ward the kind of fiscal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that would make it more workable.
So I thought it might be useful to lay out, in a handful of pictures, how Spain got into its current state. (All of the data come from the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There’s a kind of classic simplicity about the story — it’s almost like a textbook example. Unfortunately, millions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e story begins with the Spanish real estate bubble. In Spain, as in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our own, real estate prices soared after 2000. This brought massive inflows of capital; within Europe, Germany moved into hug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while Spain and other peripheral countries moved into huge deficit:
These big capital inflows produced a classic transfer problem: they raised demand for Spanish goods and services, leading to substantially higher inflation in Spain than in Germany and other surplus countries. Here’s a comparison of GDP deflators (remember, both countries are on the euro, so the divergence reflects a rise in Spain’s relative prices):
But then the bubble burst, leaving Spain with much reduced domestic demand — and highly uncompetitive within the euro area thanks to the rise in its prices and labor costs. If Spain had had its own currency, that currency might have appreciated during the real estate boom, then depreciated when the boom was over. Since it didn’t and doesn’t, however, Spain now seems doomed to suffer years of grinding de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
Where are budget deficits in all this? Spain’s budget situation looked very good during the boom years. It is running huge deficits now, but that’s a consequence, not a cause, of the crisis: revenue has plung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pent some money trying to alleviate unemployment. Here’s the picture:
So, whose fault is all this? Nobody’s, in one sense. In another sense, Europe’s policy elite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it pushed hard for the single currency, brushing off warnings that exactly this sort of thing might happen (although, as I said, even euroskeptics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be this bad).
Am I calling, then, for breakup of the euro. No: the costs of undoing the thing would be immense and hugely disruptive. I think Europe is now stuck with this creation, and needs to mov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ward the kind of fiscal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that would make it more workable.
谢国忠：人民币乌云压城
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将比以往更为沉重。中国不该只是防守，及早采取建设性的举措，方可避免摩擦的扩大.
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对政策方向做了显著调整——至少字面上看是如此。奥巴马表示，将全力以赴增加就业机会，五年内实现出口翻番即是手段之一。如果这一政策得以实施，那么，美国很可能会与中国扩大出口的策略发生冲突。这场可能以中国的汇率政策为“风暴眼”的交锋，或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爆发。
美国调整政策方向
奥巴马政策转折的触发点，是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席位争夺战中的失利。这一选举结果对于民主党来说影响重大。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民主党占有60个。由于共和党一直不愿与奥巴马总统合作，他推行任何一项实质性政策，就需要民主党保住这60个席位。
毫无疑问，民主党在马萨诸塞的失利，是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一次抗议。选民们希望借此发出信息，即他们认为美国正沿着错误的道路前行，而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就业问题。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政府一直纠缠于救助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医疗改革这类问题。华尔街救助计划非常不得人心，而医疗改革方案的推进，却选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时期的政策，即维持现行体系。而作为一届全新的政府，奥巴马政府并非必须如此。自然，为了挽救经济，政府不能让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该如何行动是个问题。政府可以在金融体系整体受挫后，再对其实施国有化。这样，就可以建立起
一个新的金融体系，脱离制造泡沫的旧制。然而，全盘拯救现有的金融体系，奥巴马政府给其金融改革制造了一个敌人。怎么能指望那些受益于现有制度缺陷的人，去修正这些缺陷呢？
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造成泡沫的“大人物”纷纷被检控，并被送进监狱。美国民众期望，此次金融危机后，那些人物也应“示众”。但是，总统反而与他们共进大餐，低声下气地求他们支持金融改革计划。美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过是一场闹剧。如果奥巴马政府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们会投票给那些愿意的人。
除了救助金融体系，奥巴马政府将剩余的精力花在医疗改革上。奥巴马政府在其最初的医改方案中，打算同时解决医疗费用和覆盖范围两个问题。但是，由于对削减医疗费用的反对不断增强，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这演变为扩大覆盖范围和增加医保费用。增加的费用将通过提高中产阶级的税收来弥补。医保改革加剧了社会分化，成为引发中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因由。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失业率不断上升，却成了奥巴马政府议程中的第三项内容。华尔街已经恢复了元气，从接受政府救助变为重发巨额奖金，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左右的高位，如果加上未充分就业者，失业率将超过17％。纳税人的钱让华尔街重新开起了派对，他们自己却在苦苦寻觅工作机会，这怎能不让人气愤？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补选，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表达愤怒之情。
奥巴马政府正在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医改已经变成次要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才是正道。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尽快改善就业状况，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席位有可能大幅减少。
奥巴马脱困之道
奥巴马的困境是，华盛顿的政治构架不会让其任何实质性措施获得通过。这并不新鲜。参议院的投票规则意味着，执政党的政策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只愿意支持自己倡导的法案。
因为政府不能管得太多，美联储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以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不过，美联储惟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这是美联储总体上倾向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尽管美国经济很容易出现通胀。过去20年，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通胀水平。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并未显现。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出现了逆转，通胀即将到来，这将限制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不用太久，美联储就可能不得不加息。2012年，尽管美国经济仍然疲弱，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达到5％。
当美联储被通胀捆住了手脚，而美国政府又陷入两党相互掣肘的局面，美国惟一的政策选择就是扩大出口。如果美国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赤字可能再次增加。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仍是负值。由于没有推动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美国必须改变外部环境，让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美元贬值是美国扩大出口的一个选择。但是，当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政策时，美元并不会下跌。因为贬值并不是出路，美国可能靠贸易政策来增加出口。中国是最明显的目标，人民币实质上钉住美元的做法，很可能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在危机中，尽管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人民币钉住美元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使美元不至于完全崩溃。现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已得到恢复，美联储开始准备提高利率。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对于维持美元稳定性已不那么重要，实际上，这一做法可能使美元过于坚挺，而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一情况。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现在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施压，始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近，美国为轮胎、家禽、钢管等行业设立了一系列保护性关税。当失业问题关系到奥巴马政府的前途时，它至少要做些事给人看。已实施的保护性措施仅涉及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对于从中国的进口只是很小一部分。这不足以明显降低美国的失业率。但是，这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奥巴马政府很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强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美国的贸易政策今后可能会从改善政府形象的工具，变为刺激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这是减少美国失业的惟一办法。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让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并不会自然实现。过去五年，美国的出口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信贷泡沫破裂后，全球经济疲弱很多。即使今后五年美国的出口能够增加三分之一，离奥巴马的目标仍有6000亿美元的差距。若要缩小这一差距，中国是显而易见的目标。美国将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并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更沉重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和今天相似的困难。它逼迫日本将日元升值1倍。为了减轻日元升值的负面效果，日本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日本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转型完成，开始了新的增长，这轮上升周期随着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告一段落。
美国很可能故伎重演，政策重点将是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倍。由于中国出口部门利润率已经很低，汇率大幅升值对中国经济将造成巨大影响。中国很可能选择像日本当年一样的货币政策。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不小，房地产股的过高估值，很可能早已超过中国GDP总量，并高于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时期的水平，但仍远低于当年日本的水平。日本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房地产股票的估值是GDP的3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有翻番或放大3倍的可能。
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它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中国目前仍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如果如此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出现在中国，当它破灭时，中国很可能经历像日本过去20年一样的停滞，并且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中国承受不了这样的灾难，这会使中国永久地坠入低收入国家的陷阱。
但是，拒绝建设性地回应美国的压力也不明智。如果难以从中国的增长中受益，美国没有理由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今年美国或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国会很可能通过一项议案：如果人民币不升值30％，就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30％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现在应该积极应对，采取能使中美经济均受益的举措。首先，随着中国的比较优势由廉价劳动力变为廉价资本，中国可以向美国公司开放资本市场。这可以减少中国国内泡沫的压力，同时给美国经济以必要协助。这在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困境时，显得极为重要。这也可以使中国的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能够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中获益。
因此我认为，筹划中的上海国际板市场应尽早推出。最先上市的，应该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譬如宝洁、可口可乐、百事、星巴克、通用汽车等。
第二，中国应该降低一些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使美国经济受益。譬如，中国是世界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生产。
但是，中国的关税和税收体系，对于想要把生产放到中国的跨国公司仍是巨大的阻碍。如果看不到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汽车出口，美国工会就不会支持与中国的贸易。如果中国开放汽车市场，美国工会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可能转变。这将减少奥巴马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动力。
第三，美国的农业部门对美国政坛影响巨大。中国对美农产品开放市场，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当然，这会对中国自身的农业部门造成压力。更多的财政支持可以抵消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归根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源自过低的劳动力与土地之比。城市化是其出路所在。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中国将可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汇率政策必将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现在已是乌云压城。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将比以往更为沉重。除非中国能够妥善处理，否则，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将不可避免。中国此次不该只是防守，及早采取建设性的举措，方可避免摩擦的扩大。
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对政策方向做了显著调整——至少字面上看是如此。奥巴马表示，将全力以赴增加就业机会，五年内实现出口翻番即是手段之一。如果这一政策得以实施，那么，美国很可能会与中国扩大出口的策略发生冲突。这场可能以中国的汇率政策为“风暴眼”的交锋，或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爆发。
美国调整政策方向
奥巴马政策转折的触发点，是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席位争夺战中的失利。这一选举结果对于民主党来说影响重大。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民主党占有60个。由于共和党一直不愿与奥巴马总统合作，他推行任何一项实质性政策，就需要民主党保住这60个席位。
毫无疑问，民主党在马萨诸塞的失利，是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一次抗议。选民们希望借此发出信息，即他们认为美国正沿着错误的道路前行，而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就业问题。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政府一直纠缠于救助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医疗改革这类问题。华尔街救助计划非常不得人心，而医疗改革方案的推进，却选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时期的政策，即维持现行体系。而作为一届全新的政府，奥巴马政府并非必须如此。自然，为了挽救经济，政府不能让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该如何行动是个问题。政府可以在金融体系整体受挫后，再对其实施国有化。这样，就可以建立起
一个新的金融体系，脱离制造泡沫的旧制。然而，全盘拯救现有的金融体系，奥巴马政府给其金融改革制造了一个敌人。怎么能指望那些受益于现有制度缺陷的人，去修正这些缺陷呢？
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造成泡沫的“大人物”纷纷被检控，并被送进监狱。美国民众期望，此次金融危机后，那些人物也应“示众”。但是，总统反而与他们共进大餐，低声下气地求他们支持金融改革计划。美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过是一场闹剧。如果奥巴马政府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们会投票给那些愿意的人。
除了救助金融体系，奥巴马政府将剩余的精力花在医疗改革上。奥巴马政府在其最初的医改方案中，打算同时解决医疗费用和覆盖范围两个问题。但是，由于对削减医疗费用的反对不断增强，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这演变为扩大覆盖范围和增加医保费用。增加的费用将通过提高中产阶级的税收来弥补。医保改革加剧了社会分化，成为引发中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因由。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失业率不断上升，却成了奥巴马政府议程中的第三项内容。华尔街已经恢复了元气，从接受政府救助变为重发巨额奖金，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左右的高位，如果加上未充分就业者，失业率将超过17％。纳税人的钱让华尔街重新开起了派对，他们自己却在苦苦寻觅工作机会，这怎能不让人气愤？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补选，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表达愤怒之情。
奥巴马政府正在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医改已经变成次要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才是正道。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尽快改善就业状况，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席位有可能大幅减少。
奥巴马脱困之道
奥巴马的困境是，华盛顿的政治构架不会让其任何实质性措施获得通过。这并不新鲜。参议院的投票规则意味着，执政党的政策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只愿意支持自己倡导的法案。
因为政府不能管得太多，美联储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以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不过，美联储惟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这是美联储总体上倾向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尽管美国经济很容易出现通胀。过去20年，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通胀水平。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并未显现。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出现了逆转，通胀即将到来，这将限制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不用太久，美联储就可能不得不加息。2012年，尽管美国经济仍然疲弱，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达到5％。
当美联储被通胀捆住了手脚，而美国政府又陷入两党相互掣肘的局面，美国惟一的政策选择就是扩大出口。如果美国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赤字可能再次增加。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仍是负值。由于没有推动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美国必须改变外部环境，让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美元贬值是美国扩大出口的一个选择。但是，当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政策时，美元并不会下跌。因为贬值并不是出路，美国可能靠贸易政策来增加出口。中国是最明显的目标，人民币实质上钉住美元的做法，很可能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在危机中，尽管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人民币钉住美元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使美元不至于完全崩溃。现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已得到恢复，美联储开始准备提高利率。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对于维持美元稳定性已不那么重要，实际上，这一做法可能使美元过于坚挺，而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一情况。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现在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施压，始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近，美国为轮胎、家禽、钢管等行业设立了一系列保护性关税。当失业问题关系到奥巴马政府的前途时，它至少要做些事给人看。已实施的保护性措施仅涉及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对于从中国的进口只是很小一部分。这不足以明显降低美国的失业率。但是，这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奥巴马政府很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强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美国的贸易政策今后可能会从改善政府形象的工具，变为刺激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这是减少美国失业的惟一办法。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让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并不会自然实现。过去五年，美国的出口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信贷泡沫破裂后，全球经济疲弱很多。即使今后五年美国的出口能够增加三分之一，离奥巴马的目标仍有6000亿美元的差距。若要缩小这一差距，中国是显而易见的目标。美国将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并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更沉重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和今天相似的困难。它逼迫日本将日元升值1倍。为了减轻日元升值的负面效果，日本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日本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转型完成，开始了新的增长，这轮上升周期随着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告一段落。
美国很可能故伎重演，政策重点将是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倍。由于中国出口部门利润率已经很低，汇率大幅升值对中国经济将造成巨大影响。中国很可能选择像日本当年一样的货币政策。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不小，房地产股的过高估值，很可能早已超过中国GDP总量，并高于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时期的水平，但仍远低于当年日本的水平。日本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房地产股票的估值是GDP的3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有翻番或放大3倍的可能。
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它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中国目前仍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如果如此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出现在中国，当它破灭时，中国很可能经历像日本过去20年一样的停滞，并且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中国承受不了这样的灾难，这会使中国永久地坠入低收入国家的陷阱。
但是，拒绝建设性地回应美国的压力也不明智。如果难以从中国的增长中受益，美国没有理由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今年美国或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国会很可能通过一项议案：如果人民币不升值30％，就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30％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现在应该积极应对，采取能使中美经济均受益的举措。首先，随着中国的比较优势由廉价劳动力变为廉价资本，中国可以向美国公司开放资本市场。这可以减少中国国内泡沫的压力，同时给美国经济以必要协助。这在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困境时，显得极为重要。这也可以使中国的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能够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中获益。
因此我认为，筹划中的上海国际板市场应尽早推出。最先上市的，应该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譬如宝洁、可口可乐、百事、星巴克、通用汽车等。
第二，中国应该降低一些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使美国经济受益。譬如，中国是世界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生产。
但是，中国的关税和税收体系，对于想要把生产放到中国的跨国公司仍是巨大的阻碍。如果看不到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汽车出口，美国工会就不会支持与中国的贸易。如果中国开放汽车市场，美国工会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可能转变。这将减少奥巴马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动力。
第三，美国的农业部门对美国政坛影响巨大。中国对美农产品开放市场，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当然，这会对中国自身的农业部门造成压力。更多的财政支持可以抵消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归根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源自过低的劳动力与土地之比。城市化是其出路所在。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中国将可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汇率政策必将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现在已是乌云压城。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将比以往更为沉重。除非中国能够妥善处理，否则，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将不可避免。中国此次不该只是防守，及早采取建设性的举措，方可避免摩擦的扩大。
: What Do Rising Sovereign Credit Default Swaps Mean?
Rolfe Winkler argues that - in the short-run - the PIIGS countries (Portugal,
Ireland, Italy, Greece and Spain) will slash their budgets and get bailed out by the EU.
Simon Johnson thinks that the weakening Euro caused by the PIIGS' woes will hurt American exports (weaker Euro equals stronger dollar), and could lead to problems for leading global banks.
Other commentators feart hat the PIIGS' crisis has as much potential as a financial "contagion" as the subprime meltdown and the failure of Lehman.
But for the long-term view, we need a little more perspective.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historians - Harvard professor Niall Ferguson - says:
The economists are ill qualified to analyse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they lack the overview of historians such as himself.
"There are economic professor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ho think they ar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but they don't have any historical knowledge. I have never believed that markets are self correcting. No historian could."
Ferguson warns of huge government debts threatening the solvency of entire nations:
"The idea that countries don't go bust is a joke... The debt trap may be about to spring ... for countries that have created large stimulus packag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ir economies."
But whether or not large nations actually go bankrupt, one thing is clear . . . Larry Summers, Ben Bernanke, Tim Geithner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have failed.
As I notedin December 2008:
BIS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the "Central Banks'Central Bank points out in a new report that the bank rescue pack ages have transferred significant risks onto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widening of sovereign credit default swaps:
The scope and magnitude of the bank rescue packages also meant that significant risks had been transferred onto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s. This was particularly apparent in the market for CDS referencing sovereigns involved either in large individual bank rescues or in broad-based support packages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uch CDS were thinly traded prior to the announced rescue packages, spreads widened suddenly on increased demand for credit
protection, while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sector spreads tightened.
In other words, by assuming huge portions of the risk from banks trading in toxic derivatives, and by spending trillions that they don't have, central banks have put their countries at risk from default.
Nothing has changed. As former chief Merrill Lynch economist David Rosenberg writesthis week:
First the governments bail out the banks who were (are) basically insolvent. Then thes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in Europe, see their balance sheets explode and face escalating concerns over sovereign default. The IMF now predicts that the government debt-to-GDP ratio in the G20 nations will explode to 118% by 2014 from pre-crisis levels of around 80%.
Now, the ball is put back onto the banks because many have exposure to the areas of Europe that are facing substantial fiscal problems right now.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U.K. banks have $193 billion of exposure to Ireland. German banks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exposure and an additional $240 billion to Spain. Many international bond mutual funds also have sizeable exposure to sovereign debt of Portugal,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as well. Contagion risks are back. Stay defensive and expect to see heightened volatility.
In a nutshell, toxic assets have basically been swept under the rug in the hopes that we will outgrow the problem. Leverage ratios across every level of society are still reaching unprecedented levels as the public sector sacrifices the
sanctity of its balance sheet in its quest to stabilize the dubious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household and banking sector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hatever bad assets have been resolved have almost entirely been placed on the books of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hich now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set of risks, as we have witnessed very recently in places like Dubai, Mexico, and Greece, not to
mention at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simply have not seen a reduction in the percentage of properties with mortgages that are “under water”, hence the FDIC has identified 7% of banking sector assets ($850 billion) that
are in “trouble”, so how can it possibly b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anywhere close to some stable equilibrium?
When accurately measured, including the shadow inventory from bank foreclosures, there is still nearly two year’s worth of unsold housing inven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ercial vacancy rates are poised to reach unprecedented highs, and this excess supply is bound to unleash another round of price deflation and debt defaults this year. The balance sheets of governments are rapidly in decline across a broad continuum, and it is particularly questionable as to whether Europe is in sound enough financial shape to weather another banking-related storm.
The global economy is set to cool off. Not only is China and India warding off inflation with credit tightening measures but most o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thrust in the U.S.A. and Canada is behind us as well. And, the fiscal tourniquet is about to be applied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especially the PIIGS (referring to Portugal, Ireland, Italy, Greece and Spain —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for a nontrivial 37% of Eurozone GDP). Greece’s GDP has already contracted by 3.0% YoY, as of Q4, and is expected to contract 1.1% in 2010 and 0.3% in 2011 as a 13%
deficit-to-GDP ratio is sliced from 13% to 3% (assuming this fiscal goal can be achieved politically). Portugal has a 9.2% deficit-to-GDP ratio that is in need of repair and Spain has a deficit ratio that is even worse, at 11.4% of GDP.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even if the fiscally-challenged countries of Europe do not end up defaulting, or leaving the Union,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 will have to take draconian measures to meet th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Devaluation was the answer in the past in Greece but it cannot rely on that quick fix this time around without leaving EMU and if it did, then that could make it even harder to service its Euro-denominated debts — at least not without a restructuring. And, if Greece did attempt at a debt restructuring, rest assured that Italy, Spain, Portugal and Ireland would be next — we are talking about a combined $2 trillion of potential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that would more than triple the $600 billion direct cost of the Lehman bankruptcy.
This poses a hurdle over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at a time when Asia will feel the pinch from the credit-tightening moves in China and India. And heightened risk premia will also exert a dampening global dynamic of their own in term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by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alike. The intense sovereign risk concerns are not limited to Europe either. In the U.S.A. we saw CDS spreads widen out to their highest levels since the equity markets were coming off their lows last April.
According to the FT, the Markit iTrax SivX [sic] index of CDS on 15 western European sovereign credits rose above 100bps on Frida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reland, Italy, Greece and Spain) will slash their budgets and get bailed out by the EU.
Simon Johnson thinks that the weakening Euro caused by the PIIGS' woes will hurt American exports (weaker Euro equals stronger dollar), and could lead to problems for leading global banks.
Other commentators feart hat the PIIGS' crisis has as much potential as a financial "contagion" as the subprime meltdown and the failure of Lehman.
But for the long-term view, we need a little more perspective.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historians - Harvard professor Niall Ferguson - says:
The economists are ill qualified to analyse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they lack the overview of historians such as himself.
"There are economic professor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ho think they ar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but they don't have any historical knowledge. I have never believed that markets are self correcting. No historian could."
Ferguson warns of huge government debts threatening the solvency of entire nations:
"The idea that countries don't go bust is a joke... The debt trap may be about to spring ... for countries that have created large stimulus packag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ir economies."
But whether or not large nations actually go bankrupt, one thing is clear . . . Larry Summers, Ben Bernanke, Tim Geithner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have failed.
As I notedin December 2008:
BIS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the "Central Banks'Central Bank points out in a new report that the bank rescue pack ages have transferred significant risks onto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widening of sovereign credit default swaps:
The scope and magnitude of the bank rescue packages also meant that significant risks had been transferred onto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s. This was particularly apparent in the market for CDS referencing sovereigns involved either in large individual bank rescues or in broad-based support packages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uch CDS were thinly traded prior to the announced rescue packages, spreads widened suddenly on increased demand for credit
protection, while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sector spreads tightened.
In other words, by assuming huge portions of the risk from banks trading in toxic derivatives, and by spending trillions that they don't have, central banks have put their countries at risk from default.
Nothing has changed. As former chief Merrill Lynch economist David Rosenberg writesthis week:
First the governments bail out the banks who were (are) basically insolvent. Then thes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in Europe, see their balance sheets explode and face escalating concerns over sovereign default. The IMF now predicts that the government debt-to-GDP ratio in the G20 nations will explode to 118% by 2014 from pre-crisis levels of around 80%.
Now, the ball is put back onto the banks because many have exposure to the areas of Europe that are facing substantial fiscal problems right now.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U.K. banks have $193 billion of exposure to Ireland. German banks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exposure and an additional $240 billion to Spain. Many international bond mutual funds also have sizeable exposure to sovereign debt of Portugal,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as well. Contagion risks are back. Stay defensive and expect to see heightened volatility.
In a nutshell, toxic assets have basically been swept under the rug in the hopes that we will outgrow the problem. Leverage ratios across every level of society are still reaching unprecedented levels as the public sector sacrifices the
sanctity of its balance sheet in its quest to stabilize the dubious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household and banking sector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hatever bad assets have been resolved have almost entirely been placed on the books of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hich now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set of risks, as we have witnessed very recently in places like Dubai, Mexico, and Greece, not to
mention at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simply have not seen a reduction in the percentage of properties with mortgages that are “under water”, hence the FDIC has identified 7% of banking sector assets ($850 billion) that
are in “trouble”, so how can it possibly b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anywhere close to some stable equilibrium?
When accurately measured, including the shadow inventory from bank foreclosures, there is still nearly two year’s worth of unsold housing inven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ercial vacancy rates are poised to reach unprecedented highs, and this excess supply is bound to unleash another round of price deflation and debt defaults this year. The balance sheets of governments are rapidly in decline across a broad continuum, and it is particularly questionable as to whether Europe is in sound enough financial shape to weather another banking-related storm.
The global economy is set to cool off. Not only is China and India warding off inflation with credit tightening measures but most o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thrust in the U.S.A. and Canada is behind us as well. And, the fiscal tourniquet is about to be applied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especially the PIIGS (referring to Portugal, Ireland, Italy, Greece and Spain —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for a nontrivial 37% of Eurozone GDP). Greece’s GDP has already contracted by 3.0% YoY, as of Q4, and is expected to contract 1.1% in 2010 and 0.3% in 2011 as a 13%
deficit-to-GDP ratio is sliced from 13% to 3% (assuming this fiscal goal can be achieved politically). Portugal has a 9.2% deficit-to-GDP ratio that is in need of repair and Spain has a deficit ratio that is even worse, at 11.4% of GDP.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even if the fiscally-challenged countries of Europe do not end up defaulting, or leaving the Union,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 will have to take draconian measures to meet th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Devaluation was the answer in the past in Greece but it cannot rely on that quick fix this time around without leaving EMU and if it did, then that could make it even harder to service its Euro-denominated debts — at least not without a restructuring. And, if Greece did attempt at a debt restructuring, rest assured that Italy, Spain, Portugal and Ireland would be next — we are talking about a combined $2 trillion of potential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that would more than triple the $600 billion direct cost of the Lehman bankruptcy.
This poses a hurdle over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at a time when Asia will feel the pinch from the credit-tightening moves in China and India. And heightened risk premia will also exert a dampening global dynamic of their own in term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by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alike. The intense sovereign risk concerns are not limited to Europe either. In the U.S.A. we saw CDS spreads widen out to their highest levels since the equity markets were coming off their lows last April.
According to the FT, the Markit iTrax SivX [sic] index of CDS on 15 western European sovereign credits rose above 100bps on Frida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uesday, February 9, 2010
巴菲特选股的第三条戒律是：不懂不选
我们对身边的一些女孩非常熟悉，却并不代表我们对她们十分了解，能不能成为终身伴侣，还要多方面深入了解。只是熟悉是不够的，你还要多了解，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女孩的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一些上市公司非常熟悉，但并代表对这些公司十分了解。值不值得投资，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巴菲特从小到大，喝了52年可口可乐，在经过详细分析、确定有把握之后，才决定大规模投资。只是熟悉是不够的，你还要多了解，这样你才能真正懂得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从而能够确定公司股票的价值。对于你不懂的公司，坚决不要选，哪怕这家公司股票再赚钱，这并不是你有把握赚到的钱。
巴菲特正是坚持不懂不选的戒律，才避开了1999年网络股泡沫引起的股市暴跌。
我们很多人喜欢用中国移动的广告表示自己的自信：“我能。”而巴菲特在选股时，经常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不能。”
在1998年股市正处于对高科技尤其是网络公司股票的狂热中，在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些股东问巴菲特，是否考虑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投资于科技公司。
巴菲特回答说：“这也许很不幸，但答案是不。我很崇拜安迪·格鲁夫和比尔·盖茨，我也希望能通过投资于他们的公司，将这种崇拜转化为行动。但当涉及英特尔和微软的股票时，我不知道10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想玩这种别人拥有优势的游戏。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思考下一年的科技发展，但不会成为这个国家分析这类企业的优秀专家，第100位、第1 000位、第10 000位专家都轮不上我。许多人都会分析科技公司，但我不行。”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得到了查理·芒格的响应。他说：“我们没有涉及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我们缺乏涉及这个领域的能力。我们买进低价传统行业股票的优势在于我们很了解它们，而其他股票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宁愿与那些我们了解的公司打交道。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些我们没有优势而只有劣势的领域进行竞争游戏，而不在我们有明显优势的领域施展本领呢？”
巴菲特并不因为自己不懂很多行业而沮丧，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只投资那些自己真正懂的公司。“我们应该再次说明，缺乏对科技的洞察力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沮丧。对于许许多多行业，我和查理并没有特别的资本分配技巧。举个例子，每当评估专利、制造工艺、地区前景时，我们就一筹莫展。如果说我们具备某种优势的话，那么优势应该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是在能力圈之内并运作良好，而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接近于能力圈的边界。在快速变化的产业中预测一个企业的长期经济前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圈边界。如果其他人声称拥有高科技产业中的公司经济前景预测技巧，我们既不会嫉妒也不会模仿他们。相反，我们只是固守于我们所能理解的行业。如果我们偏离这些行业，我们一定是不小心走神了，而绝不会是因为我们急躁不安而用幻想代替了理智。幸运的是，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伯克希尔公司总是会有机会在我们已经画出的能力圈内做得很好。”
巴菲特的原则是不懂不选。对一个公司了解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的懂呢？
巴菲特要收购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过来与巴菲特进行交谈，巴菲特问了一些问题，让这个总经理大吃一惊：巴菲特比我对自己的公司还要了解。
有一次巴菲特在参加会议时，遇到一个保险行业的专家，他在业内相当有名气，是个权威。这位专家对巴菲特发表了一通他对保险行业的看法。巴菲特听了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位专家一听，说：“我再也不在巴菲特先生面前高谈阔论了，他比我对保险行业的了解深刻得多。”他后来才明白，巴菲特管理着好几家保险公司，有着比他更多的实际经验。
巴菲特在分析公司追求的目标时，会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了解上市公司。
“我会让自己沉浸于想象之中：如果我刚刚继承了这家公司，而且它将是我们家庭永远持有的唯一财产，那么，我将如何管理这家公司？我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的影响？我需要担心什么？谁是我的竞争对手？谁是我的客户？我将走出办公室与客户谈话。我会从这些谈话中发现，我这家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什么样的优势与劣势？如果你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你可能会比管理层更深刻了解这家公司。”①
那么巴菲特是如何深入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呢？
由于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大振的鲍伯·伍德沃德有一次问巴菲特应该如何分析股票，巴菲特是这样回答他的，投资分析就像如何写出一篇新闻报道一样。巴菲特告诉他想象一下他被分派写一篇关于他自己就职的《华盛顿邮报》的深度报道文章。他为此要询问很多问题，挖掘出很多事实，他会深入了解这家传媒企业，投资分析就是这样。
我把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三种：一是多读，二是多问，三是多摸。
多读：年报自有黄金屋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法是：多读。
有个记者采访巴菲特时问：“您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什么？”
巴菲特说：“我的工作是阅读。”
巴菲特读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呢？上市公司年报。
巴菲特阅读最多的是企业的财务报告：“我阅读我所关注的公司年报，同时我也阅读它的竞争对手的年报，这些是我最主要的阅读材料。”
“你应该找到这家公司的大量年报，以及最近5~10年间所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文章，深入钻研，让你自己沉浸于其中。”
巴菲特就是这样读年报的。他在1988年决定投资可口可乐之前，阅读了可口可乐自1896年以来的所有年报，也就是说他阅读了可口可乐过去92年的所有年报。巴菲特一直保持着阅读公司年报的爱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股票行情机，但档案室里有188个抽屉里装满了上市公司年报。
巴菲特的阅读量非常惊人。他大脑里储存着美国270 000家上市公司几十年来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市公司年报信息，而且他不断输入这些公司最新公布的年报信息。2007年10月，巴菲特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独家专访时，记者问：“道听途说您一年看1万多份年报，真的吗？”巴菲特说：“读年报像其他人读报纸一样，每年我都读成千上万份，我不知道我读了多少，不过像中石油，我读了2002年4月的年报，而且又读了2003年的年报，然后我决定投资5亿美元给中石油，我仅仅根据我读的年报，而没有见过管理层，也没有见过分析家的报告，但是它的年报非常通俗易懂，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年报都是上市公司提供的，那么这些年报上的公开信息都是真实、完整、齐全的吗？巴菲特重视阅读年报，但从不轻易相信年报：“我看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大部分是不公开的）的态度，与我看待冰山一样（大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
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冰山大部分是隐藏在水面以下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从数量上看，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重要信息是不公开的。从质量上看，披露出来的信息往往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详细描述所有的事实，有很多东西年报中是不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市公司的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中说的只是上市公司一家之言，我们不能偏信，我们必须还得从其他渠道获取更多的信息。
多问：闲聊聊出大牛股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上市公司的第二种方法是：多聊。
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只坐在办公室里阅读资料的书呆子，相反，他与各行各业的人士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也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经常与外界进行交流。“当我读完公司的这些材料之后，会问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地方不知道却必须知道的东西？很多年前，我经常四处奔走，对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雇员等相关方面进行访谈……我一直不停地打听、询问有关情况。”
巴菲特会直接找人面对面进行交谈，但更多的时间是打电话。打电话又方便，又省时省钱。打电话是巴菲特除了阅读之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我会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然后我就坐下来阅读资料。接下来我会打电话聊上几个小时。下班后我回到家里继续阅读。晚上我还会打些电话。”
事实上，专业投资人员总是不停地给公司打电话，业余投资者却很少这样做。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只是小股民，上市公司都是大公司，自己打过去也没人理的，最多不过是应付一下。其实，如果投资者想了解关于上市公司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可以给董事会秘书或证券部打电话，公司年报上有电话，你在股票软件上按一下F10也能在公司概况上找到联系电话。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公正、公平“三公”原则，小投资者打电话和基金经理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往往并没有太大差别。
打电话非常重要，重要得可能你都想象不到。有个小故事：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允许他们三个人每人提一个要求。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三倍，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奔驰汽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电话联系有多重要，电话可以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接触到最近的地方、最相关的人士、最新的信息，让你的选股决策建立在最及时、最准确的信息上。
多摸：实地调查找真相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第三个方法是：多摸。
有些投资者为了省事，就买了一些软件，或买一些信息系统，这样一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很多整理好的新闻报道、研究报告，就知道市场的最新消息。似乎有了互联网和电话，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只是阅读有关书面资料，只听别人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描述性的东西，别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相，而只能是一部分真相。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旅游之前，看了一些相关的文字介绍，或者听别人描述得多么多么好，可是自己到那里一看，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家描述得那样好，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会遇到好得出乎意料的景点。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只是看看，还是不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
西班牙历史上有一位叫彼得罗一世的国王，有一天他宣布要公开选拔一个大法官。有3个人报名参加选拔。一个是皇室贵族，一个是追随国王征战多年的武士，一个是普通的教师。国王把这3个人带到王宫后院，那里有一个小湖，湖面上远处漂浮着几个葫芦。国王问那个贵族：“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贵族走到湖边，仔细数了数：“国王，一共有8个。”国王没有说什么。国王转过身来，又问武士：“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武士甚至根本没向湖边走近一步，就说：“国王，我看到的也是8个。”国王还是没有说什么。国王转过身来，最后又问教师：“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教师并没有回答，而是走到湖边，脱下鞋子，游到湖里，把葫芦拿起来，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举起手来，大声对国王说：“报告国王陛下，一共只有4个葫芦！它们都是从中间切开的一半。”
国王说：“你才是我需要的大法官。在得出最后的结论之前，应该寻找证据证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都是真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不一定是看到的。想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只是多读、多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到实地去调研，我称之为“多摸”，像那个教师一样，真正用手去摸一摸，用多种手段找出事实的真相。
2007年10月，巴菲特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独家专访时，记者问：“巴菲特先生，您认为投资以前实地调研是必需的吗？”
巴菲特说：“你必须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有一次，巴菲特要购买斯图德贝克公司（Studebaker Corp.）的股票。在购买之前，他就去这家公司进行拜访。这家公司生产一种汽油添加剂STP。巴菲特想问问他们生产的汽油添加剂产量是多少，销售收入是多少。但是这家公司不论巴菲特怎么问都不告诉他。巴菲特想了很多办法，都打听不到。
后来巴菲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去这家公司旁边的火车站，每天都去，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天黑才回家。
他去火车站干什么呢？数这家火车站一共来了多少油罐车。因为斯图德贝克公司生产汽油添加剂的原料都是油罐车从外面运过来的，只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趟油罐车，就能估算出来这家公司用掉了多少原料，从而进一步推断出这家公司产量是多少，再一算销售价格，就可以推断出这家公司销售收入是多少。
巴菲特说他就这样每天蹲在火车站数油罐车，一直数了大半个月。巴菲特发现，来的油罐车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多。巴菲特最终判断，这家公司的产量在增长，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也在增长。于是他就大量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结果大赚了一笔。
正像古诗中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要了解真相，就需要行动，去实地调研，去看看公司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实地调研会让我们获得更多、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关键信息。调研并不是走马观花、大概看看，而是要深入下去，摸一摸这家上市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应该到公司的工厂里看看生产运转得怎么样，开工率高不高，工人效率高不高，情绪高不高，待遇好不好。你应该到上市公司的分店里去看看它的产品销售得怎么样，看看顾客多不多。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自费去上市公司总部参观拜访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尤其是这家公司总部就在你家附近时更是如此。如果离得很远，你不妨借度假之际，顺便做一次投资参观拜访，也许你会有意外的收获，从而让自己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上大赚一笔，这足以支付你度假的费用。
其实调研上市公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复杂，并不是非得经常到上市公司总部去。巴菲特最主要的调研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另外花时间的机会，很容易进行关于上市公司的实地调查。事实上，到超市、大型百货商场购物时，留心一下你关注的上市公司商品，这会让你找到许多大牛股。
你知道吗，巴菲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平时的一切机会进行调研。巴菲特的早期合伙投资者之一，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欧文·冯斯特说：“大多数孩子都心满意足地喝着从机器里倒出来的汽水，但他们从来不去多想什么，只有巴菲特捡起汽水机旁被人们丢弃的瓶盖，把它们分门别类并数一下各种瓶盖的个数，看看哪种牌子的汽水卖得快。”
巴菲特每次出去吃饭、购物，掏出钱包刷信用卡付账之后，并不马上离开。他会在收款机后面站上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这些来付款的顾客们用的是什么卡，是美国运通卡，还是维萨卡、万事达卡？他会大概算算美国运通卡占了多大比例。
巴菲特正是通过这种平时生活中的大量调研，后来抓住了美国运通的投资良机，在这只股票上赚了70多亿美元。
只有实地调查才能让投资人知道那些只有公司的内部员工才知道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可能是从公司年度报告或其他公开披露信息中根本无法了解的，但这些情况对于判断公司的价值却有可能是非常关键的。
以上就是巴菲特告诉我们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三个方法：多读、多问、多摸。
通过这三个方法，你对一家公司的熟悉、了解程度能够达到比这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深入的水平，这样你才是真正了解、真正懂得了这家上市公司。在如此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前提下，选股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错呢？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也太麻烦了。有句话说得好，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我把这句话换成“股票投资版”，那就是：辛辛苦苦，买放心股票；舒舒服服，买风险股票。这正是巴菲特知己知彼的第三个原则“不懂不投”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投资那些我们并不太懂的公司股票，而我们最大的收益往往来自于投资那些我们真正懂的公司股票。
巴菲特告诉我们，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真正了解你自己，同时真正了解你选定的上市公司，严格遵守三条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
这三条选股戒律从反面体现了知己知彼原则，意思是不知己、不知彼就不要选。这三个选股戒律的共同点是自制，巴菲特正是依靠高度的自制力，把自己的投资范围限制在很小但成功率最高的能力圈内。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成功学书籍中最强调的是要自信，自信，更加自信，而投资上大获成功的巴菲特却一再强调要自制，自制，更加自制。巴菲特说：“我们认为，在投资中保持克制是最明智之举。”
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九变篇》强调为将者要自制：“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翻译为“股票投资版”就是：股有所不投，钱有所不赚。
你不懂的股票不属于你能力圈范围，这些股票再牛、再赚钱，但不属于该赚的钱，你不必眼红，也不必自责，你只要盯紧你懂的公司股票，赚自己能够赚到的钱就行了。
尽管有时购买那些自己一无所知的股票的人们也可能会撞大运，碰上一只大牛股赚了许多，但是本来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不投，为什么非得去冒险投资十拿九不稳的股票呢？如果你是一位象棋高手，为什么非要和别人赌乒乓球谁打得好呢？
巴菲特最欣赏的是IBM的托马斯·J·沃森爵士的态度：“我并非天才，只是在某些方面我比较聪明。我的成功在于我只专注于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正如中国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所说的“要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最好”。所谓最简单的事就是你能做好的事。巴菲特告诉我们：“只投资于你熟悉、你了解的公司，反而会赚得更多。胡乱投资那些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公司，往往只会亏得更多。”“自制”正是这一章中巴菲特告诉我们知己知彼原则的核心：想在人生道路上不犯大错、确保成功的人，一定要自制。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定要自制：不能不选。想要在股票投资上不犯大错、确保成功的人，一定要自制：不熟不选，不懂不选。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的巴菲特三大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最后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自制，自制，再自制。
在这一章，我们把巴菲特选股的能力圈总结为三大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把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开发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多看、多听、多摸。那么是不是只要自己熟悉了解的公司就可以投资了呢？巴菲特所说的超级明星股还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和把握公司业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呢？请看下一章《一流业务》。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一些上市公司非常熟悉，但并代表对这些公司十分了解。值不值得投资，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巴菲特从小到大，喝了52年可口可乐，在经过详细分析、确定有把握之后，才决定大规模投资。只是熟悉是不够的，你还要多了解，这样你才能真正懂得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从而能够确定公司股票的价值。对于你不懂的公司，坚决不要选，哪怕这家公司股票再赚钱，这并不是你有把握赚到的钱。
巴菲特正是坚持不懂不选的戒律，才避开了1999年网络股泡沫引起的股市暴跌。
我们很多人喜欢用中国移动的广告表示自己的自信：“我能。”而巴菲特在选股时，经常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不能。”
在1998年股市正处于对高科技尤其是网络公司股票的狂热中，在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些股东问巴菲特，是否考虑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投资于科技公司。
巴菲特回答说：“这也许很不幸，但答案是不。我很崇拜安迪·格鲁夫和比尔·盖茨，我也希望能通过投资于他们的公司，将这种崇拜转化为行动。但当涉及英特尔和微软的股票时，我不知道10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想玩这种别人拥有优势的游戏。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思考下一年的科技发展，但不会成为这个国家分析这类企业的优秀专家，第100位、第1 000位、第10 000位专家都轮不上我。许多人都会分析科技公司，但我不行。”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得到了查理·芒格的响应。他说：“我们没有涉及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我们缺乏涉及这个领域的能力。我们买进低价传统行业股票的优势在于我们很了解它们，而其他股票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宁愿与那些我们了解的公司打交道。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些我们没有优势而只有劣势的领域进行竞争游戏，而不在我们有明显优势的领域施展本领呢？”
巴菲特并不因为自己不懂很多行业而沮丧，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只投资那些自己真正懂的公司。“我们应该再次说明，缺乏对科技的洞察力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沮丧。对于许许多多行业，我和查理并没有特别的资本分配技巧。举个例子，每当评估专利、制造工艺、地区前景时，我们就一筹莫展。如果说我们具备某种优势的话，那么优势应该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是在能力圈之内并运作良好，而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接近于能力圈的边界。在快速变化的产业中预测一个企业的长期经济前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圈边界。如果其他人声称拥有高科技产业中的公司经济前景预测技巧，我们既不会嫉妒也不会模仿他们。相反，我们只是固守于我们所能理解的行业。如果我们偏离这些行业，我们一定是不小心走神了，而绝不会是因为我们急躁不安而用幻想代替了理智。幸运的是，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伯克希尔公司总是会有机会在我们已经画出的能力圈内做得很好。”
巴菲特的原则是不懂不选。对一个公司了解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的懂呢？
巴菲特要收购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过来与巴菲特进行交谈，巴菲特问了一些问题，让这个总经理大吃一惊：巴菲特比我对自己的公司还要了解。
有一次巴菲特在参加会议时，遇到一个保险行业的专家，他在业内相当有名气，是个权威。这位专家对巴菲特发表了一通他对保险行业的看法。巴菲特听了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位专家一听，说：“我再也不在巴菲特先生面前高谈阔论了，他比我对保险行业的了解深刻得多。”他后来才明白，巴菲特管理着好几家保险公司，有着比他更多的实际经验。
巴菲特在分析公司追求的目标时，会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了解上市公司。
“我会让自己沉浸于想象之中：如果我刚刚继承了这家公司，而且它将是我们家庭永远持有的唯一财产，那么，我将如何管理这家公司？我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的影响？我需要担心什么？谁是我的竞争对手？谁是我的客户？我将走出办公室与客户谈话。我会从这些谈话中发现，我这家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什么样的优势与劣势？如果你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你可能会比管理层更深刻了解这家公司。”①
那么巴菲特是如何深入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呢？
由于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大振的鲍伯·伍德沃德有一次问巴菲特应该如何分析股票，巴菲特是这样回答他的，投资分析就像如何写出一篇新闻报道一样。巴菲特告诉他想象一下他被分派写一篇关于他自己就职的《华盛顿邮报》的深度报道文章。他为此要询问很多问题，挖掘出很多事实，他会深入了解这家传媒企业，投资分析就是这样。
我把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三种：一是多读，二是多问，三是多摸。
多读：年报自有黄金屋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法是：多读。
有个记者采访巴菲特时问：“您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什么？”
巴菲特说：“我的工作是阅读。”
巴菲特读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呢？上市公司年报。
巴菲特阅读最多的是企业的财务报告：“我阅读我所关注的公司年报，同时我也阅读它的竞争对手的年报，这些是我最主要的阅读材料。”
“你应该找到这家公司的大量年报，以及最近5~10年间所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文章，深入钻研，让你自己沉浸于其中。”
巴菲特就是这样读年报的。他在1988年决定投资可口可乐之前，阅读了可口可乐自1896年以来的所有年报，也就是说他阅读了可口可乐过去92年的所有年报。巴菲特一直保持着阅读公司年报的爱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股票行情机，但档案室里有188个抽屉里装满了上市公司年报。
巴菲特的阅读量非常惊人。他大脑里储存着美国270 000家上市公司几十年来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市公司年报信息，而且他不断输入这些公司最新公布的年报信息。2007年10月，巴菲特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独家专访时，记者问：“道听途说您一年看1万多份年报，真的吗？”巴菲特说：“读年报像其他人读报纸一样，每年我都读成千上万份，我不知道我读了多少，不过像中石油，我读了2002年4月的年报，而且又读了2003年的年报，然后我决定投资5亿美元给中石油，我仅仅根据我读的年报，而没有见过管理层，也没有见过分析家的报告，但是它的年报非常通俗易懂，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年报都是上市公司提供的，那么这些年报上的公开信息都是真实、完整、齐全的吗？巴菲特重视阅读年报，但从不轻易相信年报：“我看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大部分是不公开的）的态度，与我看待冰山一样（大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
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冰山大部分是隐藏在水面以下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从数量上看，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重要信息是不公开的。从质量上看，披露出来的信息往往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详细描述所有的事实，有很多东西年报中是不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市公司的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中说的只是上市公司一家之言，我们不能偏信，我们必须还得从其他渠道获取更多的信息。
多问：闲聊聊出大牛股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上市公司的第二种方法是：多聊。
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只坐在办公室里阅读资料的书呆子，相反，他与各行各业的人士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也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经常与外界进行交流。“当我读完公司的这些材料之后，会问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地方不知道却必须知道的东西？很多年前，我经常四处奔走，对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雇员等相关方面进行访谈……我一直不停地打听、询问有关情况。”
巴菲特会直接找人面对面进行交谈，但更多的时间是打电话。打电话又方便，又省时省钱。打电话是巴菲特除了阅读之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我会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然后我就坐下来阅读资料。接下来我会打电话聊上几个小时。下班后我回到家里继续阅读。晚上我还会打些电话。”
事实上，专业投资人员总是不停地给公司打电话，业余投资者却很少这样做。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只是小股民，上市公司都是大公司，自己打过去也没人理的，最多不过是应付一下。其实，如果投资者想了解关于上市公司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可以给董事会秘书或证券部打电话，公司年报上有电话，你在股票软件上按一下F10也能在公司概况上找到联系电话。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公正、公平“三公”原则，小投资者打电话和基金经理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往往并没有太大差别。
打电话非常重要，重要得可能你都想象不到。有个小故事：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允许他们三个人每人提一个要求。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三倍，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奔驰汽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电话联系有多重要，电话可以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接触到最近的地方、最相关的人士、最新的信息，让你的选股决策建立在最及时、最准确的信息上。
多摸：实地调查找真相
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第三个方法是：多摸。
有些投资者为了省事，就买了一些软件，或买一些信息系统，这样一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很多整理好的新闻报道、研究报告，就知道市场的最新消息。似乎有了互联网和电话，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只是阅读有关书面资料，只听别人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描述性的东西，别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相，而只能是一部分真相。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旅游之前，看了一些相关的文字介绍，或者听别人描述得多么多么好，可是自己到那里一看，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家描述得那样好，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会遇到好得出乎意料的景点。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只是看看，还是不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
西班牙历史上有一位叫彼得罗一世的国王，有一天他宣布要公开选拔一个大法官。有3个人报名参加选拔。一个是皇室贵族，一个是追随国王征战多年的武士，一个是普通的教师。国王把这3个人带到王宫后院，那里有一个小湖，湖面上远处漂浮着几个葫芦。国王问那个贵族：“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贵族走到湖边，仔细数了数：“国王，一共有8个。”国王没有说什么。国王转过身来，又问武士：“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武士甚至根本没向湖边走近一步，就说：“国王，我看到的也是8个。”国王还是没有说什么。国王转过身来，最后又问教师：“湖面上有几个葫芦啊？”教师并没有回答，而是走到湖边，脱下鞋子，游到湖里，把葫芦拿起来，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举起手来，大声对国王说：“报告国王陛下，一共只有4个葫芦！它们都是从中间切开的一半。”
国王说：“你才是我需要的大法官。在得出最后的结论之前，应该寻找证据证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都是真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不一定是看到的。想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只是多读、多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到实地去调研，我称之为“多摸”，像那个教师一样，真正用手去摸一摸，用多种手段找出事实的真相。
2007年10月，巴菲特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接受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独家专访时，记者问：“巴菲特先生，您认为投资以前实地调研是必需的吗？”
巴菲特说：“你必须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有一次，巴菲特要购买斯图德贝克公司（Studebaker Corp.）的股票。在购买之前，他就去这家公司进行拜访。这家公司生产一种汽油添加剂STP。巴菲特想问问他们生产的汽油添加剂产量是多少，销售收入是多少。但是这家公司不论巴菲特怎么问都不告诉他。巴菲特想了很多办法，都打听不到。
后来巴菲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去这家公司旁边的火车站，每天都去，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天黑才回家。
他去火车站干什么呢？数这家火车站一共来了多少油罐车。因为斯图德贝克公司生产汽油添加剂的原料都是油罐车从外面运过来的，只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趟油罐车，就能估算出来这家公司用掉了多少原料，从而进一步推断出这家公司产量是多少，再一算销售价格，就可以推断出这家公司销售收入是多少。
巴菲特说他就这样每天蹲在火车站数油罐车，一直数了大半个月。巴菲特发现，来的油罐车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多。巴菲特最终判断，这家公司的产量在增长，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也在增长。于是他就大量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结果大赚了一笔。
正像古诗中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要了解真相，就需要行动，去实地调研，去看看公司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实地调研会让我们获得更多、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关键信息。调研并不是走马观花、大概看看，而是要深入下去，摸一摸这家上市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应该到公司的工厂里看看生产运转得怎么样，开工率高不高，工人效率高不高，情绪高不高，待遇好不好。你应该到上市公司的分店里去看看它的产品销售得怎么样，看看顾客多不多。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自费去上市公司总部参观拜访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尤其是这家公司总部就在你家附近时更是如此。如果离得很远，你不妨借度假之际，顺便做一次投资参观拜访，也许你会有意外的收获，从而让自己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上大赚一笔，这足以支付你度假的费用。
其实调研上市公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复杂，并不是非得经常到上市公司总部去。巴菲特最主要的调研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另外花时间的机会，很容易进行关于上市公司的实地调查。事实上，到超市、大型百货商场购物时，留心一下你关注的上市公司商品，这会让你找到许多大牛股。
你知道吗，巴菲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平时的一切机会进行调研。巴菲特的早期合伙投资者之一，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欧文·冯斯特说：“大多数孩子都心满意足地喝着从机器里倒出来的汽水，但他们从来不去多想什么，只有巴菲特捡起汽水机旁被人们丢弃的瓶盖，把它们分门别类并数一下各种瓶盖的个数，看看哪种牌子的汽水卖得快。”
巴菲特每次出去吃饭、购物，掏出钱包刷信用卡付账之后，并不马上离开。他会在收款机后面站上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这些来付款的顾客们用的是什么卡，是美国运通卡，还是维萨卡、万事达卡？他会大概算算美国运通卡占了多大比例。
巴菲特正是通过这种平时生活中的大量调研，后来抓住了美国运通的投资良机，在这只股票上赚了70多亿美元。
只有实地调查才能让投资人知道那些只有公司的内部员工才知道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可能是从公司年度报告或其他公开披露信息中根本无法了解的，但这些情况对于判断公司的价值却有可能是非常关键的。
以上就是巴菲特告诉我们深入了解、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的三个方法：多读、多问、多摸。
通过这三个方法，你对一家公司的熟悉、了解程度能够达到比这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深入的水平，这样你才是真正了解、真正懂得了这家上市公司。在如此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前提下，选股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错呢？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也太麻烦了。有句话说得好，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我把这句话换成“股票投资版”，那就是：辛辛苦苦，买放心股票；舒舒服服，买风险股票。这正是巴菲特知己知彼的第三个原则“不懂不投”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投资那些我们并不太懂的公司股票，而我们最大的收益往往来自于投资那些我们真正懂的公司股票。
巴菲特告诉我们，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真正了解你自己，同时真正了解你选定的上市公司，严格遵守三条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
这三条选股戒律从反面体现了知己知彼原则，意思是不知己、不知彼就不要选。这三个选股戒律的共同点是自制，巴菲特正是依靠高度的自制力，把自己的投资范围限制在很小但成功率最高的能力圈内。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成功学书籍中最强调的是要自信，自信，更加自信，而投资上大获成功的巴菲特却一再强调要自制，自制，更加自制。巴菲特说：“我们认为，在投资中保持克制是最明智之举。”
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九变篇》强调为将者要自制：“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翻译为“股票投资版”就是：股有所不投，钱有所不赚。
你不懂的股票不属于你能力圈范围，这些股票再牛、再赚钱，但不属于该赚的钱，你不必眼红，也不必自责，你只要盯紧你懂的公司股票，赚自己能够赚到的钱就行了。
尽管有时购买那些自己一无所知的股票的人们也可能会撞大运，碰上一只大牛股赚了许多，但是本来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不投，为什么非得去冒险投资十拿九不稳的股票呢？如果你是一位象棋高手，为什么非要和别人赌乒乓球谁打得好呢？
巴菲特最欣赏的是IBM的托马斯·J·沃森爵士的态度：“我并非天才，只是在某些方面我比较聪明。我的成功在于我只专注于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正如中国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所说的“要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最好”。所谓最简单的事就是你能做好的事。巴菲特告诉我们：“只投资于你熟悉、你了解的公司，反而会赚得更多。胡乱投资那些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公司，往往只会亏得更多。”“自制”正是这一章中巴菲特告诉我们知己知彼原则的核心：想在人生道路上不犯大错、确保成功的人，一定要自制。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定要自制：不能不选。想要在股票投资上不犯大错、确保成功的人，一定要自制：不熟不选，不懂不选。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的巴菲特三大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最后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自制，自制，再自制。
在这一章，我们把巴菲特选股的能力圈总结为三大选股戒律：不能不选，不熟不选，不懂不选，把巴菲特深入了解真正开发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多看、多听、多摸。那么是不是只要自己熟悉了解的公司就可以投资了呢？巴菲特所说的超级明星股还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和把握公司业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呢？请看下一章《一流业务》。
银行与地产两头受压 全球资产泡沫正在破裂
要维持去年的泡沫状态，今年就必须制造更多的泡沫。如去年大批基建项目与房地产项目投资，地王与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维系。否则，企业资金链条就有断裂之忧。
中国重要的泡沫制造行业银行与房地产行业正在遭受双重挤压。
资金开始收紧。以融资额为例。去年新股一开闸后为了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融资、再融资放松标准创出天量，今年同样如此。Dealogic的数据则显示，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占全球股票发行总额的17.5%，几乎是创纪录的2007年的两倍，2007年的比例是9.5%。目前，随着流动性的下降与全球股市的下挫，据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对保荐机构进行口头指导，要求严控包括地产、建材、银行、保险、钢铁等在内的八大行业的再融资方案审批。监管部门希望保荐机构对其保荐的再融资项目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求助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募集资金配置。
房地产受到严重挤压。今年以来，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14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没有一家和地产沾边；去年下半年以来获批的33家公司再融资，同样未见地产股身影。而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渴求急不可待：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通过增发、配股、转债再融资方案的地产公司有29家，合计金额超过662亿元。
去年制造泡沫，今年收缩泡沫。监管部门对于再融资仅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十分不满。 有保荐人表示，证监会已对再融资审核作出微调，要求对流动资金、偿还贷款项目的必要性作出充分论证。另有保荐人说，监管部门的基本原则是，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的额度不能超过募集总额的30%，但实际操作中，多数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剔除，或用新的投资项目取代。根据一位投行部负责人的表述，若再融资用途中包括了“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该方案就很难通过证监会审核，“在这之前，监管部门规定的是这两项投资项目总额度不得超过募资的三分之一”。
此后，上市公司再融资变脸。山东海龙、澄星股份、复星医药、大唐电信、合兴包装、兴发集团、桂东电力、天康生物、广宇集团、华业地产等公司开始为证监会“量身定制”满意的再融资方案，主要是删除还贷项目与补充流动资本金项目，代之以实体投资项目。
正在大力收缩房地产贷款的银行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股市补充资本金的努力，恰遇股市低迷期，去年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与房地产贷款上的激进使得所有人的开始担心未来坏帐风险令人担忧。
2月2日，惠誉宣布将招商银行与中信银行两家银行的评级从C/D级下调至D级，理由是其资产负债表内外的信贷风险大为上升。这是惠誉六年多以来首次下调中资银行的评级。这正是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机构总市值与资产负债表花团锦簇之时。只举两个数据就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风险，去年中国银行业净新增贷款9万多亿元，相当于2008年两倍。一向较为稳妥的招商银行个贷新增规模达到1380亿元，其中房贷新增超过1000亿元。如此危急之际，海南等地的房地产还在发酵，正在建设全球最多、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别墅。
对全球资产泡沫最致命的打击是，美元处于高位，借出美元进行套利交易的对冲基金开始收缩。这从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与道指等指数下降就可以窥见一斑。
热钱撤走最明显的标志是香港的资金数量。近日，香港金管局发布报告，截至今年1月底，香港银行系统结余为2300亿港元，较去年11月末的3200亿港元历史高位下滑了近三分之一。1月底短短一周之内，香港市场先后有丰益中国、思佳集团和河北煤工三只新股宣告IPO搁浅。自2010年1月11日到2月5号，恒指已经从22500点以上跌破20000点心理关口，而道指破万点心理关口。
不仅中国，全球都在收缩货币收缩资本泡沫，这一波收缩的领头羊并不是中国，而是由美联储主动发起的攻坚战。虽然1月27日美联储以9:1的投票结果决定仍然维持0-0.25%基准利率不变，但明明确美联储将于2月1日如期终止大部分紧急贷款计划，与海外央行的美元互换安排也将在同日结束，这提高了美元的实际利率。
国内挤压资产泡沫是正确的，错误的是去年制造的泡沫过大，如果目前就大幅加息将给国际投资者留出到中国抄底的空间，则是错上加错。实体经济摇摇欲坠远未向好，此时突然熄火或者急火猛攻都是大忌，惟一的办法是中药调理，逐步撤火。
中国重要的泡沫制造行业银行与房地产行业正在遭受双重挤压。
资金开始收紧。以融资额为例。去年新股一开闸后为了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融资、再融资放松标准创出天量，今年同样如此。Dealogic的数据则显示，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占全球股票发行总额的17.5%，几乎是创纪录的2007年的两倍，2007年的比例是9.5%。目前，随着流动性的下降与全球股市的下挫，据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对保荐机构进行口头指导，要求严控包括地产、建材、银行、保险、钢铁等在内的八大行业的再融资方案审批。监管部门希望保荐机构对其保荐的再融资项目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求助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募集资金配置。
房地产受到严重挤压。今年以来，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14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没有一家和地产沾边；去年下半年以来获批的33家公司再融资，同样未见地产股身影。而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渴求急不可待：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通过增发、配股、转债再融资方案的地产公司有29家，合计金额超过662亿元。
去年制造泡沫，今年收缩泡沫。监管部门对于再融资仅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十分不满。 有保荐人表示，证监会已对再融资审核作出微调，要求对流动资金、偿还贷款项目的必要性作出充分论证。另有保荐人说，监管部门的基本原则是，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的额度不能超过募集总额的30%，但实际操作中，多数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剔除，或用新的投资项目取代。根据一位投行部负责人的表述，若再融资用途中包括了“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该方案就很难通过证监会审核，“在这之前，监管部门规定的是这两项投资项目总额度不得超过募资的三分之一”。
此后，上市公司再融资变脸。山东海龙、澄星股份、复星医药、大唐电信、合兴包装、兴发集团、桂东电力、天康生物、广宇集团、华业地产等公司开始为证监会“量身定制”满意的再融资方案，主要是删除还贷项目与补充流动资本金项目，代之以实体投资项目。
正在大力收缩房地产贷款的银行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股市补充资本金的努力，恰遇股市低迷期，去年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与房地产贷款上的激进使得所有人的开始担心未来坏帐风险令人担忧。
2月2日，惠誉宣布将招商银行与中信银行两家银行的评级从C/D级下调至D级，理由是其资产负债表内外的信贷风险大为上升。这是惠誉六年多以来首次下调中资银行的评级。这正是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机构总市值与资产负债表花团锦簇之时。只举两个数据就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风险，去年中国银行业净新增贷款9万多亿元，相当于2008年两倍。一向较为稳妥的招商银行个贷新增规模达到1380亿元，其中房贷新增超过1000亿元。如此危急之际，海南等地的房地产还在发酵，正在建设全球最多、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别墅。
对全球资产泡沫最致命的打击是，美元处于高位，借出美元进行套利交易的对冲基金开始收缩。这从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与道指等指数下降就可以窥见一斑。
热钱撤走最明显的标志是香港的资金数量。近日，香港金管局发布报告，截至今年1月底，香港银行系统结余为2300亿港元，较去年11月末的3200亿港元历史高位下滑了近三分之一。1月底短短一周之内，香港市场先后有丰益中国、思佳集团和河北煤工三只新股宣告IPO搁浅。自2010年1月11日到2月5号，恒指已经从22500点以上跌破20000点心理关口，而道指破万点心理关口。
不仅中国，全球都在收缩货币收缩资本泡沫，这一波收缩的领头羊并不是中国，而是由美联储主动发起的攻坚战。虽然1月27日美联储以9:1的投票结果决定仍然维持0-0.25%基准利率不变，但明明确美联储将于2月1日如期终止大部分紧急贷款计划，与海外央行的美元互换安排也将在同日结束，这提高了美元的实际利率。
国内挤压资产泡沫是正确的，错误的是去年制造的泡沫过大，如果目前就大幅加息将给国际投资者留出到中国抄底的空间，则是错上加错。实体经济摇摇欲坠远未向好，此时突然熄火或者急火猛攻都是大忌，惟一的办法是中药调理，逐步撤火。
After Buying Spree, China Owns Stakes in Top U.S. Firms
Flush with cash despite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quietly snapped up more than $9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last year in some of the biggest American corporations, including Morgan Stanley, Bank of America and Citigroup.
Although most of the stakes were small, China Investment Corp., the government's $300 billion investment fund, now owns stock in some of the best-known American brands, including Apple, Coca-Cola, Johnson & Johnson, Motorola and Visa.
The detailed list, which contained holdings totaling $9.6 billion as of Dec. 31, was disclosed Friday in a filing with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t lists stakes only in companies tra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ling offers a glimpse of how China is trying to diversify its more than $2 trillion in foreign currency holdings with stock, rather than investing almost entirely in U.S. Treasury bonds and other debt securities issued by governments and by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like Fannie Ma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of China and other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worry about how the country's holding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could be hurt by inflation or by mounting U.S. debt. By buying the secur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hina is trying to spread its fast-growing wealth more widely. It is also seeking to acquire strategic stakes in companies that could feed its hungry economy with a wide range of commodities.
C.I.C.,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overeign funds, was formed in 2007 with about $200 billion. It now has assets of nearly $300 billion and, according to state-run news media, is expecting another large injection of funds.
A spokeswoman for C.I.C., which is based in Beijing, did not return e-mail messages or 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But analysts said the filing showed that the fund had invested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its $300 billion in American stocks, and the fund seemed to be following a cautious strategy to diversify globally after initially having put its biggest investments into shoring up the capital of Chinese banks.
"This is still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compared to the total size of the fund," said Chang Chun,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in Shanghai.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got off to a rocky start in 2007 and early 2008 by acquiring a $3 billion nonvoting stake in the American private equity firm Blackstone and paying another $5 billion for a 9.9 percent stake in Morgan Stanley.
Shares of both companies plummeted in 2008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leading to a storm of criticism directed at C.I.C. But analysts say the fund performed well in 2009,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was buying aggressively as the market recovered.
Exactly when C.I.C. bought the shares of various companies was not disclosed in the filing. And C.I.C.'s acquisition of nonvoting units of Blackstone and its early stake of preferred shares in Morgan Stanley are not listed in the filing. The Blackstone and Morgan Stanley stakes are not listed, apparently because they are not traded equities.
The filing indicates that C.I.C. owns about $19 million worth of Bank of America stock, close to $30 million worth of Citigroup shares and about $333 m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Visa, as well as holdings in various index funds.
The fund's largest listed holdings were $1.7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Morgan Stanley and nearly $650 m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BlackRock, the New York money management fund.
The Morgan Stanley stake was acquired last June, when the investment bank issued about $2.2 billion worth of common shares to help repay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C.I.C. acquired about $1.2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at that time.
Some U.S. politicians in both parties have been nervous about China's growing financial reach, and particularly wary that China might seek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West commensurate with its corporate stakes. Wariness in Washington flared four years ago when Congress discouraged Cnooc, a state-owned Chinese oil company, from buying Unocal.
Mos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with the exception of Norway's, disclose few details about their holdings. But C.I.C. made its list available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S.E.C.'s form 13F, which is filed quarterly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mutual f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n Simpfendorfer, an economist a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said the Chines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decision to disclose its holdings could limit concerns about secrecy in government holdings.
"This should help reassure politicians that Chines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can take minority positions responsibly," he said.
C.I.C.'s holding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re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In Canada, it owns a $3.5 billion stake in Teck Resources, a mining and resources company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1 million stake in Research in Motion, the maker of BlackBerry mobile phones.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has also been buying small stakes in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paid $646 million last autumn for a stake in Noble Group, a diversified commodities company based in Hong Kong with op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industries like iron ore mining and sugar mills.
Executives whose companies have accepted investments from C.I.C. tend to defend it as apolitical.
Richard S. Elman,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Noble, said last month that C.I.C. executives had been businesslike in their approach to the investment.
"They are hugely commercial, and they want results," he said. "They do not interfere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Although most of the stakes were small, China Investment Corp., the government's $300 billion investment fund, now owns stock in some of the best-known American brands, including Apple, Coca-Cola, Johnson & Johnson, Motorola and Visa.
The detailed list, which contained holdings totaling $9.6 billion as of Dec. 31, was disclosed Friday in a filing with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t lists stakes only in companies tra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ling offers a glimpse of how China is trying to diversify its more than $2 trillion in foreign currency holdings with stock, rather than investing almost entirely in U.S. Treasury bonds and other debt securities issued by governments and by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like Fannie Ma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of China and other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worry about how the country's holding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could be hurt by inflation or by mounting U.S. debt. By buying the secur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hina is trying to spread its fast-growing wealth more widely. It is also seeking to acquire strategic stakes in companies that could feed its hungry economy with a wide range of commodities.
C.I.C.,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overeign funds, was formed in 2007 with about $200 billion. It now has assets of nearly $300 billion and, according to state-run news media, is expecting another large injection of funds.
A spokeswoman for C.I.C., which is based in Beijing, did not return e-mail messages or 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But analysts said the filing showed that the fund had invested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its $300 billion in American stocks, and the fund seemed to be following a cautious strategy to diversify globally after initially having put its biggest investments into shoring up the capital of Chinese banks.
"This is still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compared to the total size of the fund," said Chang Chun,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in Shanghai.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got off to a rocky start in 2007 and early 2008 by acquiring a $3 billion nonvoting stake in the American private equity firm Blackstone and paying another $5 billion for a 9.9 percent stake in Morgan Stanley.
Shares of both companies plummeted in 2008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leading to a storm of criticism directed at C.I.C. But analysts say the fund performed well in 2009,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was buying aggressively as the market recovered.
Exactly when C.I.C. bought the shares of various companies was not disclosed in the filing. And C.I.C.'s acquisition of nonvoting units of Blackstone and its early stake of preferred shares in Morgan Stanley are not listed in the filing. The Blackstone and Morgan Stanley stakes are not listed, apparently because they are not traded equities.
The filing indicates that C.I.C. owns about $19 million worth of Bank of America stock, close to $30 million worth of Citigroup shares and about $333 m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Visa, as well as holdings in various index funds.
The fund's largest listed holdings were $1.7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Morgan Stanley and nearly $650 million worth of shares in BlackRock, the New York money management fund.
The Morgan Stanley stake was acquired last June, when the investment bank issued about $2.2 billion worth of common shares to help repay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C.I.C. acquired about $1.2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at that time.
Some U.S. politicians in both parties have been nervous about China's growing financial reach, and particularly wary that China might seek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West commensurate with its corporate stakes. Wariness in Washington flared four years ago when Congress discouraged Cnooc, a state-owned Chinese oil company, from buying Unocal.
Mos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with the exception of Norway's, disclose few details about their holdings. But C.I.C. made its list available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S.E.C.'s form 13F, which is filed quarterly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mutual f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n Simpfendorfer, an economist a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said the Chines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decision to disclose its holdings could limit concerns about secrecy in government holdings.
"This should help reassure politicians that Chines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can take minority positions responsibly," he said.
C.I.C.'s holding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re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In Canada, it owns a $3.5 billion stake in Teck Resources, a mining and resources company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1 million stake in Research in Motion, the maker of BlackBerry mobile phones.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has also been buying small stakes in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paid $646 million last autumn for a stake in Noble Group, a diversified commodities company based in Hong Kong with op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industries like iron ore mining and sugar mills.
Executives whose companies have accepted investments from C.I.C. tend to defend it as apolitical.
Richard S. Elman,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Noble, said last month that C.I.C. executives had been businesslike in their approach to the investment.
"They are hugely commercial, and they want results," he said. "They do not interfere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Thursday, February 4, 2010
曾渊沧@股友通讯录 - 2010年2月
一月初，股市表现的很不错，创出去年3 月之后的新高。冷不防，美国奥巴马总统说要立法禁止银行坐盘炒股，炒衍生工具，也不可持有对冲基金。单一银行有款额更不能超过全国银行存款额的10%.............
奥巴马的宣战令正在上升的股市突然急跌，拖累了新加坡股市。
我担心这一次的调整会是一个较大型的调整，因为去年3 月股市见底以来，仍未出现过任何较大型的调整。上升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时候调整调整了，大家要小心。如果真的出现大调整，调整幅度可达过去升势的三分之一。过去9 个月，海指上升1500 点，三分之一即500 点。这是技术分析的理论下跌幅度。
我不是主张短线投资的人，因此，遇上调整，是趁低吸纳然后长线持有，而不是博短期反弹。如今，海指2 天移动平均线已低过19 天移动平均线，不妨耐心地等2 天移动平均线回升，升越19 天移动平均线才入市就比较安全，未减持者不妨适量减持。
因为大市可能处於调整期，因此尽管赌场开幕，云顶这只股暂时也不该买，等过了调整期再打算。
美国奥巴马的建议会不会真的变成法律？如果会，会是影响全球。非常巨大的改变，到时候全球股市成交会缩小。不过，另一个较极端的可能性是美国的银行不甘於受控制，会迁离美国，来到亚洲。其中最可能的新落脚点是新加坡与香港。当然，这也得看新加坡与香港政府到时候的立场，政策是什么？如果美国的银行东迁来新加坡或香港，不得了，这里将变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奥巴马的建议要进一步落实，还得通过立法，这是至少一年的时间。因此，再过一阵子这件事也是逐渐淡化，一直到今年年底美国举行国会参众两院中期选举时，奥巴马可能又会把这个建议提出来。
基本上，奥巴马的限制银行炒股的建议是为了讨好选民。美国选民对美国的银行高层任意发放极高额的花红非常不满。2008 年金融海啸是这些银行搞出来的。出了事，美国政府印钞票来救他们，他们拿了钱不是用来支持工商界复苏，而是炒股票，炒赢了还钱给政府，然后派花红。2009 年美国的银行高层所发的花红金额是破记录的高，美国人民是气坏了。最近，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在麻省参议员补选中失败，失去已持有43 年之久的议席，奥巴马不得不做些事来取悦选民。因此大家要很留意美国近日的政局。两天、十九天移动平均数也许可以用来决定入市，退市之用。
奥巴马的宣战令正在上升的股市突然急跌，拖累了新加坡股市。
我担心这一次的调整会是一个较大型的调整，因为去年3 月股市见底以来，仍未出现过任何较大型的调整。上升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时候调整调整了，大家要小心。如果真的出现大调整，调整幅度可达过去升势的三分之一。过去9 个月，海指上升1500 点，三分之一即500 点。这是技术分析的理论下跌幅度。
我不是主张短线投资的人，因此，遇上调整，是趁低吸纳然后长线持有，而不是博短期反弹。如今，海指2 天移动平均线已低过19 天移动平均线，不妨耐心地等2 天移动平均线回升，升越19 天移动平均线才入市就比较安全，未减持者不妨适量减持。
因为大市可能处於调整期，因此尽管赌场开幕，云顶这只股暂时也不该买，等过了调整期再打算。
美国奥巴马的建议会不会真的变成法律？如果会，会是影响全球。非常巨大的改变，到时候全球股市成交会缩小。不过，另一个较极端的可能性是美国的银行不甘於受控制，会迁离美国，来到亚洲。其中最可能的新落脚点是新加坡与香港。当然，这也得看新加坡与香港政府到时候的立场，政策是什么？如果美国的银行东迁来新加坡或香港，不得了，这里将变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奥巴马的建议要进一步落实，还得通过立法，这是至少一年的时间。因此，再过一阵子这件事也是逐渐淡化，一直到今年年底美国举行国会参众两院中期选举时，奥巴马可能又会把这个建议提出来。
基本上，奥巴马的限制银行炒股的建议是为了讨好选民。美国选民对美国的银行高层任意发放极高额的花红非常不满。2008 年金融海啸是这些银行搞出来的。出了事，美国政府印钞票来救他们，他们拿了钱不是用来支持工商界复苏，而是炒股票，炒赢了还钱给政府，然后派花红。2009 年美国的银行高层所发的花红金额是破记录的高，美国人民是气坏了。最近，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在麻省参议员补选中失败，失去已持有43 年之久的议席，奥巴马不得不做些事来取悦选民。因此大家要很留意美国近日的政局。两天、十九天移动平均数也许可以用来决定入市，退市之用。
Saturday, January 30, 2010
三十四年前的宿命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合辦「2010年投資者教育日」，由經濟師羅家聰分享對經濟前景的看法，題目為「三十四年前的宿命」。
羅家聰指出，由1980年代初至約2000年，全球經歷了一段相當繁榮的日子，而現在全球經濟與1976年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息口油價展望全球經濟
首先，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美國以低息政策帶領全球對抗通脹。聯邦基金利率由1980年初的二十厘，一直大幅度下調。由於息口是投資的成本，當投資成本降低，全球在這段期間，享受了長時間的繁榮期。
但是，羅家聰預計，當息口減無可減的時候，以對稱性的方式預測，便會出現如紅線所顯示的情況，日後的息口水平或會一直上揚。這意味着息口已經見底，無法將成本繼續減低。他關注日後若成本增加，可能導致經濟倒退。
其次，油價分別在1946年、1973年及2000年，每二十七年上升一級，而且每次都似乎有上無落。這表示，過去二十至三十年的低成本難以維持下去，日後或不能繼續依靠低成本創造長時間的繁榮。
與三十四年前的美國失業率比較，其中一個相似的情況，包括失業率由當初的高位一直下跌了二十年，但分別到了1968至1970年及2002年後，失業率見底，便會發展至如現在一浪接一浪的上升階段。羅家聰估計，失業率很快會見頂，主要因素有三項：
1. 以歷史為借鑑，在失業率見頂前，持續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會有趨勢性向下的情況出現，而現在情況亦相當明顯，並發生了接近一年。
2. 近期，美國政府積極創造兼職及臨時工的就業機會，產生很多就業職位，改善失業數字。
3. 部分失業人士因長期失業而放棄找工作，令勞動人口萎縮。
由此可見，政府的政策有助改善就業問題，但經濟若持續衰退，失業率會再次回升。
由於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佔全球超過一半的經濟體積，對全球整體需求極具影響力。整體需求是經濟復蘇的動力，經濟復蘇亦是股市和樓市上升最根本的原動力。如果經濟持續衰退而令失業率上升，代表人民的消費力愈來愈低，亦會減慢經濟復蘇的速度。
股市在滯脹期走勢
此外，現在美國的通脹現象亦與三十四年前相似。他預料，當多國政府向市場注資後，會出現長達約三年的通脹。一般來說，通脹可分為核心及非核心通脹，核心通脹主要依靠經濟增長帶動，經濟好景時，加人工、加價導致通脹出現。但現在預見的通脹屬非核心通脹，即大部分百貨用品價格不高，但糧食、能源及金屬等的價格上升。
這反映市面上流動資金過剩，令人對貨幣失去信心，於是轉移資金至購買商品以求保值。這種因成本推升而出現的通脹，更未必與經濟復蘇同步。
美國在七十年代M2增長達15至16%，當時金價一下子急升，導致美元貶值。那時更曾在十三年內出現三次滯脹，即整體價格上升，但經濟出現衰退。這顯示當實體經濟未有能力復蘇，但政府以貨幣政策勉強刺激，便會出現滯脹，而這情況更會導致連環的經濟衰退。
聯邦儲備局在2001年採取減息及印鈔的寬鬆貨幣政策，令當年的經濟衰退只維持了不足一年，按年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亦只是放緩而未有收縮。雖然寬鬆貨幣政策在第一次經濟衰退時的確起了效用，但濫用貨幣政策卻會令市場對貨幣失去信心，如果經濟再出現衰退時，即使再次利用相同的貨幣政策亦未必有效。同時，如果市場對貨幣失去信心，除了會令其貶值外，也會令通脹升溫。
此外，根據歷史，在三次通脹出現不久後，股市已經見頂，隨後道指平均下跌三至四成不等，可見通脹對股市並無幫助。主要是因為非核心通脹（即商品性或成本性通脹）的幅度比核心通脹高，通脹為企業帶來收益的同時，亦令企業成本增加，或導致成本增幅比利潤高，甚至出現虧損。而且，企業於滯脹期轉嫁成本到消費者的能力亦較低。
羅家聰亦指出，道瓊斯指數的走勢與三十四年前亦有相似之處，只是呈現橫行之勢，而香港的恒生指數的走勢亦與三十四年前的恒指相似。根據走勢分析，他相信，如果恒生指數再經歷較大的上落後，波幅便會收窄，整體上不會有太大的升跌。
股市見頂 考慮置業
羅家聰預計，通脹潮將出現，屆時股市會見頂。置業是可考慮的投資，因為根據美國樓市於戰後經歷的三次通脹潮時，樓市與通脹同時上升，但比通脹早一年見頂。
另外，金價同樣會跟隨通脹的走勢上升，但只比通脹早數個月見頂。因此，他預料，2011年樓市及2012年金價可能會見頂，但其後或會出現泡沫，他擔心黃金市場出現泡沫，故此投資者須留意相同的風險。
羅家聰指出，由1980年代初至約2000年，全球經歷了一段相當繁榮的日子，而現在全球經濟與1976年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息口油價展望全球經濟
首先，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美國以低息政策帶領全球對抗通脹。聯邦基金利率由1980年初的二十厘，一直大幅度下調。由於息口是投資的成本，當投資成本降低，全球在這段期間，享受了長時間的繁榮期。
但是，羅家聰預計，當息口減無可減的時候，以對稱性的方式預測，便會出現如紅線所顯示的情況，日後的息口水平或會一直上揚。這意味着息口已經見底，無法將成本繼續減低。他關注日後若成本增加，可能導致經濟倒退。
其次，油價分別在1946年、1973年及2000年，每二十七年上升一級，而且每次都似乎有上無落。這表示，過去二十至三十年的低成本難以維持下去，日後或不能繼續依靠低成本創造長時間的繁榮。
與三十四年前的美國失業率比較，其中一個相似的情況，包括失業率由當初的高位一直下跌了二十年，但分別到了1968至1970年及2002年後，失業率見底，便會發展至如現在一浪接一浪的上升階段。羅家聰估計，失業率很快會見頂，主要因素有三項：
1. 以歷史為借鑑，在失業率見頂前，持續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會有趨勢性向下的情況出現，而現在情況亦相當明顯，並發生了接近一年。
2. 近期，美國政府積極創造兼職及臨時工的就業機會，產生很多就業職位，改善失業數字。
3. 部分失業人士因長期失業而放棄找工作，令勞動人口萎縮。
由此可見，政府的政策有助改善就業問題，但經濟若持續衰退，失業率會再次回升。
由於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佔全球超過一半的經濟體積，對全球整體需求極具影響力。整體需求是經濟復蘇的動力，經濟復蘇亦是股市和樓市上升最根本的原動力。如果經濟持續衰退而令失業率上升，代表人民的消費力愈來愈低，亦會減慢經濟復蘇的速度。
股市在滯脹期走勢
此外，現在美國的通脹現象亦與三十四年前相似。他預料，當多國政府向市場注資後，會出現長達約三年的通脹。一般來說，通脹可分為核心及非核心通脹，核心通脹主要依靠經濟增長帶動，經濟好景時，加人工、加價導致通脹出現。但現在預見的通脹屬非核心通脹，即大部分百貨用品價格不高，但糧食、能源及金屬等的價格上升。
這反映市面上流動資金過剩，令人對貨幣失去信心，於是轉移資金至購買商品以求保值。這種因成本推升而出現的通脹，更未必與經濟復蘇同步。
美國在七十年代M2增長達15至16%，當時金價一下子急升，導致美元貶值。那時更曾在十三年內出現三次滯脹，即整體價格上升，但經濟出現衰退。這顯示當實體經濟未有能力復蘇，但政府以貨幣政策勉強刺激，便會出現滯脹，而這情況更會導致連環的經濟衰退。
聯邦儲備局在2001年採取減息及印鈔的寬鬆貨幣政策，令當年的經濟衰退只維持了不足一年，按年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亦只是放緩而未有收縮。雖然寬鬆貨幣政策在第一次經濟衰退時的確起了效用，但濫用貨幣政策卻會令市場對貨幣失去信心，如果經濟再出現衰退時，即使再次利用相同的貨幣政策亦未必有效。同時，如果市場對貨幣失去信心，除了會令其貶值外，也會令通脹升溫。
此外，根據歷史，在三次通脹出現不久後，股市已經見頂，隨後道指平均下跌三至四成不等，可見通脹對股市並無幫助。主要是因為非核心通脹（即商品性或成本性通脹）的幅度比核心通脹高，通脹為企業帶來收益的同時，亦令企業成本增加，或導致成本增幅比利潤高，甚至出現虧損。而且，企業於滯脹期轉嫁成本到消費者的能力亦較低。
羅家聰亦指出，道瓊斯指數的走勢與三十四年前亦有相似之處，只是呈現橫行之勢，而香港的恒生指數的走勢亦與三十四年前的恒指相似。根據走勢分析，他相信，如果恒生指數再經歷較大的上落後，波幅便會收窄，整體上不會有太大的升跌。
股市見頂 考慮置業
羅家聰預計，通脹潮將出現，屆時股市會見頂。置業是可考慮的投資，因為根據美國樓市於戰後經歷的三次通脹潮時，樓市與通脹同時上升，但比通脹早一年見頂。
另外，金價同樣會跟隨通脹的走勢上升，但只比通脹早數個月見頂。因此，他預料，2011年樓市及2012年金價可能會見頂，但其後或會出現泡沫，他擔心黃金市場出現泡沫，故此投資者須留意相同的風險。
奧巴馬不是克林頓
‧所謂鑑古推今，三十四年前無論是息口走勢、失業情況，以至通脹現象都跟現在極其相似。未來經濟表現及投資環境如何？羅家聰從歷史中找尋答案。
‧隨着企業陸續替換資訊設備，電腦產品商可望受惠。巨騰國際是手提電腦外殼的龍頭生產商，全球市佔率達三成，28頁「信研Express」解構其估值及業務前景。
1月28日，周四。上證綜合指數回升7點，收報2994點，仍未重上3000點大關。港股終止連挫六日跌勢，連日捱沽的內銀股全線回升，「六行」升幅介乎2.1%至4.4%。恒指收報20356點，升323點，成交659億元，期指輕微低水9點，投資者仍抱審慎態度。
濠賭股全線大反彈，半新股金沙中國及永利澳門各升3.9%及4.7%，新濠國際及澳博升幅更分別達9.6%及10.9%。若睇番濠江舊年的博彩收入數據，總體收入仍按年升10%，創歷史新高。若單看去年第四季，更按季回升14%，顯示賭場經營情況轉好。
另一方面，國壽收市後發盈喜。按中國會計準則，去年度盈利較前一年增長50%以上，主因是資本市場向好，令投資收益大幅增加，以及內地執行《保險合同相關會計處理規定》。
背景相似疑幻似真
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說中聲言「I don't quit」。美國人卻可能要嘆句：「總統先生你不quit，可我已經被fired了﹗」
奧巴馬打出「創造就業」、「改善財赤」和「幫助中產」三大牌章。心水清的讀者應該記得，在奧巴馬的刺激經濟方案中，白宮早已強調會向聘請新員工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並且向企業和新業務提供減稅；只是，在美國人眼中，這些承諾都未能兌現。舊調重彈可否奏效？
許多人覺得，奧巴馬和他的管治團隊有向克林頓偷師之意，因為眼前他所面對的經濟處境，與1994年克林頓的困境相似。有人說，布殊成功度過一個「無業復蘇」（jobless recovery），而克林頓則創造出一個奇迹般的美國經濟。
克林頓在1992年底勝出大選，其時美國經濟雖已走出儲貸（S&L）危機的陰影，GDP回復增長，但失業率從克林頓入主白宮時的5%水平，一度升至7.63%，導致民主黨在1994年國會中期選舉中慘敗，痛失參眾兩院控制權。但是，克林頓與其管治班子重整旗鼓，集中處理經濟問題並重新挽回中產選民的支持，連上任初期強調的醫療改革亦淡化下來。結果，克林頓在1996年成功連任，美國人沉醉於長達六年的黃金時期，把整個科網泡沫留給布殊收拾。
醫改爭辯、失業民怨、經濟低迷不振，奧巴馬上任第一年的景況，的確在許多方面跟克林頓入主白宮初期非常相似。然而，向歷史取經，難道就是靈丹妙藥？奧巴馬應該知道，此一時，彼一時。拆去外皮，今天與十多年前是兩個世界，外交及國際環境姑且不論，光說美國本身的經濟問題，兩個時期已大不相同。
不一樣的衰退
克林頓上台前後的衰退，與今天的情況相比，有專家戲稱為a garden variety downturn，即「簡單平常」的經濟衰退。在這種環境中，GDP萎縮有80%跟企業大削存貨有關。經營者錯判經濟前景，被迫大減生產關廠裁員，並以賤價清理剩餘存貨﹔政府則透過財政、貨幣政策重新刺激需求。
重點是，在「正常」的衰退周期中，信貸即使會收緊，但不會一直萎縮下去。經過一年多時間，企業削減存貨已接近尾聲，甚至重新落單，但這並不代表消費需求真正復蘇，因為美國這次面對的是信貸和房地產兩個泡沫、而且是積累多年的超級大泡沫一起爆破，企業和家庭還要面對漫長的減債周期。所以，要看這次美國經濟復蘇或就業前景，仍離不開「信貸」二字。不過，銀行寧可水浸都不願放出貸款，一來政府對資本要求提高，二來心知肚明壞賬、爛數、毒債問題未了，writedown仍未完成，即使過得風險測試，都要先行自保，無暇理會小企業死活。大企業則趁市況未轉壞、聯儲局未加息，紛紛發債配股集資。
上星期《金融時報》LEX專欄有一篇文章頗堪玩味，譏笑政府推出的《復蘇法案》帶來的就業是「創」出來的。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就該法案的經濟影響作出調查，報告指出，去年刺激方案帶來125萬至200萬份職位，表面上是很好的數字，但調查報告沒有告訴你的是，任何人若獲得政府恩惠，都會被納入「製造與挽救」的職位數目之列。換句話說，在街上游手好閒的人，只要獲得刺激方案的資助，都變成有工做了。即使如此，美國失業率仍升至10%以上。
紅牛齋啡吊神經
回到核心，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承認，創造就業要依靠私營部門，但問題是，企業必須具備擴張意欲，才會增加招聘。可是，公司增聘人手，前提是必須看到消費需求真的已經回來。如何看這個問題？且讓債王格羅斯（Bill Gross）來告訴大家。格羅斯老實不客氣話，過去十五個月，各國政府用它們的荷包來救助私人行業，嘗試進行「排毒」（detoxification）和「降槓」（deleveraging），多得這超過2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環球經濟才得以避過一劫。不過，這2萬多億美元根本就是一罐「紅牛」，或者一杯「齋啡」，吊一吊神經而已。
債王認為，有四分一美國人還活在水深火熱當中，政府要創造「就業」及「收入」，直到目前為止，仍然看不見；如果失業率持續維持在雙位數，平民百姓和一眾消費者資金不足（undercapitalized）的情況得不到改善，個人信貸槓桿就很難減。格羅斯如此字字鏗鏘，PIMCO 2月號「投資展望」，奧巴馬又豈能錯過。
斷供潮續惡化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經過兩天會議後，宣布繼續把利率維持在接近零水平，並在3月結束購買按揭抵押證券的計劃。
聯儲局在會後聲明中說，經濟活動持續增強，全世界的交易員都視之為正面因素。然而，在四十三個州公布的失業率都在上升之際，聯儲局卻說勞工市場惡化情況有所緩和；決策者一方面強調美國家庭正在增加消費，另一方面卻指消費受制於疲弱的勞工市場、似有若無的工資增長、房屋價格下跌和緊縮的信貸環境。
在FOMC的聲明中，看不到樓市持續改善的言論。老畢認為，這並不奇怪，在二手房屋銷售大跌17%，新屋銷售下跌7.6%至1963年以來最低水平的現實下，聯儲局怎可能告訴國民，樓市正在復蘇。新屋銷售去年全年跌了23%，樓市顯然在進一步惡化，社區和地區銀行的壞賬也在不斷增加。
RealtyTrac在其2009年大都會地區斷供情況報告中指出，去年拉斯維加斯每八間房屋便有一間斷供，而二十大斷供熱點全都來自陽光地帶（Sun Belt），即美國南部和西南部，最多的是加州，共有九個城市在二十大內，其次是佛羅里達州，有八個；內華達州有兩個，亞利桑那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猶他州的普洛佛市（Provo）和愛達荷州的波伊西市（Boise City）斷供個案按年大增超過100%。
‧發改委公布去年各地區投資增速，以中部地區投資增長最快，達36%，增速按年加快2.5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投資增長亦達35%，增速同比加快8.3個百分點。
‧聯儲局、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和瑞士央行周三表示計畫讓臨時沒緣掉期合約在二月一日結束。這些合約原意是在危機期間向全球金融體系提供美元流動資金，但歐洲央行說過去一年金融市場的運作有所改善，印次不再需要這些合約的協助。
‧豐田周二宣布暫停出售大部份的受幻影車款後，周三擴大回收範圍，宣布另外一百一十萬輛汽車需要因安全理由而進行維修。總的來說，豐田已經回收了大約六百萬輛油門踏板出了問題的汽車，並在政府壓力下停止生產。豐田經銷商目前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那些未能售出的存貨，主要汽車租賃商Avis和Hertz說他們正從車隊中抽出豐田汽車，豐田的對手，例如通用汽車（GM）則利用這個機會奪取市場份額。
‧瑞士政府本來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同意交出懷疑逃稅的瑞銀美國客戶名單，但現在有所退卻。兩個瑞士法院較早時候裁定，公布有關名單違犯瑞士的保密條例。瑞士內閣表示會繼續與美國討論這個問題，但承認美國可能會重開針對瑞銀的民事訴訟。
‧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周三在國會一個聽證會上表示，對於擔任紐約聯儲銀行總裁時，作出的關於拯救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決定，他會負上全部責任，並為這些決定感到驕傲。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非常不滿蓋特納和紐約聯儲銀行，指他們向銀行提供了載滿公帑的撲滿，然後又禁止銀行透露這件事。在聽證會後，眾議員伊薩（Darrell Issa）公開了一份名單，列出紐約聯儲銀行以全價向AIG銀行對手購買的有毒資產。紐約聯儲銀行曾要求銀行把有關細節保密到2018年，但伊薩說很多有關資產都是短期性質的，令長期保密的要求變得毫不合理。
‧隨着企業陸續替換資訊設備，電腦產品商可望受惠。巨騰國際是手提電腦外殼的龍頭生產商，全球市佔率達三成，28頁「信研Express」解構其估值及業務前景。
1月28日，周四。上證綜合指數回升7點，收報2994點，仍未重上3000點大關。港股終止連挫六日跌勢，連日捱沽的內銀股全線回升，「六行」升幅介乎2.1%至4.4%。恒指收報20356點，升323點，成交659億元，期指輕微低水9點，投資者仍抱審慎態度。
濠賭股全線大反彈，半新股金沙中國及永利澳門各升3.9%及4.7%，新濠國際及澳博升幅更分別達9.6%及10.9%。若睇番濠江舊年的博彩收入數據，總體收入仍按年升10%，創歷史新高。若單看去年第四季，更按季回升14%，顯示賭場經營情況轉好。
另一方面，國壽收市後發盈喜。按中國會計準則，去年度盈利較前一年增長50%以上，主因是資本市場向好，令投資收益大幅增加，以及內地執行《保險合同相關會計處理規定》。
背景相似疑幻似真
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說中聲言「I don't quit」。美國人卻可能要嘆句：「總統先生你不quit，可我已經被fired了﹗」
奧巴馬打出「創造就業」、「改善財赤」和「幫助中產」三大牌章。心水清的讀者應該記得，在奧巴馬的刺激經濟方案中，白宮早已強調會向聘請新員工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並且向企業和新業務提供減稅；只是，在美國人眼中，這些承諾都未能兌現。舊調重彈可否奏效？
許多人覺得，奧巴馬和他的管治團隊有向克林頓偷師之意，因為眼前他所面對的經濟處境，與1994年克林頓的困境相似。有人說，布殊成功度過一個「無業復蘇」（jobless recovery），而克林頓則創造出一個奇迹般的美國經濟。
克林頓在1992年底勝出大選，其時美國經濟雖已走出儲貸（S&L）危機的陰影，GDP回復增長，但失業率從克林頓入主白宮時的5%水平，一度升至7.63%，導致民主黨在1994年國會中期選舉中慘敗，痛失參眾兩院控制權。但是，克林頓與其管治班子重整旗鼓，集中處理經濟問題並重新挽回中產選民的支持，連上任初期強調的醫療改革亦淡化下來。結果，克林頓在1996年成功連任，美國人沉醉於長達六年的黃金時期，把整個科網泡沫留給布殊收拾。
醫改爭辯、失業民怨、經濟低迷不振，奧巴馬上任第一年的景況，的確在許多方面跟克林頓入主白宮初期非常相似。然而，向歷史取經，難道就是靈丹妙藥？奧巴馬應該知道，此一時，彼一時。拆去外皮，今天與十多年前是兩個世界，外交及國際環境姑且不論，光說美國本身的經濟問題，兩個時期已大不相同。
不一樣的衰退
克林頓上台前後的衰退，與今天的情況相比，有專家戲稱為a garden variety downturn，即「簡單平常」的經濟衰退。在這種環境中，GDP萎縮有80%跟企業大削存貨有關。經營者錯判經濟前景，被迫大減生產關廠裁員，並以賤價清理剩餘存貨﹔政府則透過財政、貨幣政策重新刺激需求。
重點是，在「正常」的衰退周期中，信貸即使會收緊，但不會一直萎縮下去。經過一年多時間，企業削減存貨已接近尾聲，甚至重新落單，但這並不代表消費需求真正復蘇，因為美國這次面對的是信貸和房地產兩個泡沫、而且是積累多年的超級大泡沫一起爆破，企業和家庭還要面對漫長的減債周期。所以，要看這次美國經濟復蘇或就業前景，仍離不開「信貸」二字。不過，銀行寧可水浸都不願放出貸款，一來政府對資本要求提高，二來心知肚明壞賬、爛數、毒債問題未了，writedown仍未完成，即使過得風險測試，都要先行自保，無暇理會小企業死活。大企業則趁市況未轉壞、聯儲局未加息，紛紛發債配股集資。
上星期《金融時報》LEX專欄有一篇文章頗堪玩味，譏笑政府推出的《復蘇法案》帶來的就業是「創」出來的。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就該法案的經濟影響作出調查，報告指出，去年刺激方案帶來125萬至200萬份職位，表面上是很好的數字，但調查報告沒有告訴你的是，任何人若獲得政府恩惠，都會被納入「製造與挽救」的職位數目之列。換句話說，在街上游手好閒的人，只要獲得刺激方案的資助，都變成有工做了。即使如此，美國失業率仍升至10%以上。
紅牛齋啡吊神經
回到核心，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承認，創造就業要依靠私營部門，但問題是，企業必須具備擴張意欲，才會增加招聘。可是，公司增聘人手，前提是必須看到消費需求真的已經回來。如何看這個問題？且讓債王格羅斯（Bill Gross）來告訴大家。格羅斯老實不客氣話，過去十五個月，各國政府用它們的荷包來救助私人行業，嘗試進行「排毒」（detoxification）和「降槓」（deleveraging），多得這超過2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環球經濟才得以避過一劫。不過，這2萬多億美元根本就是一罐「紅牛」，或者一杯「齋啡」，吊一吊神經而已。
債王認為，有四分一美國人還活在水深火熱當中，政府要創造「就業」及「收入」，直到目前為止，仍然看不見；如果失業率持續維持在雙位數，平民百姓和一眾消費者資金不足（undercapitalized）的情況得不到改善，個人信貸槓桿就很難減。格羅斯如此字字鏗鏘，PIMCO 2月號「投資展望」，奧巴馬又豈能錯過。
斷供潮續惡化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經過兩天會議後，宣布繼續把利率維持在接近零水平，並在3月結束購買按揭抵押證券的計劃。
聯儲局在會後聲明中說，經濟活動持續增強，全世界的交易員都視之為正面因素。然而，在四十三個州公布的失業率都在上升之際，聯儲局卻說勞工市場惡化情況有所緩和；決策者一方面強調美國家庭正在增加消費，另一方面卻指消費受制於疲弱的勞工市場、似有若無的工資增長、房屋價格下跌和緊縮的信貸環境。
在FOMC的聲明中，看不到樓市持續改善的言論。老畢認為，這並不奇怪，在二手房屋銷售大跌17%，新屋銷售下跌7.6%至1963年以來最低水平的現實下，聯儲局怎可能告訴國民，樓市正在復蘇。新屋銷售去年全年跌了23%，樓市顯然在進一步惡化，社區和地區銀行的壞賬也在不斷增加。
RealtyTrac在其2009年大都會地區斷供情況報告中指出，去年拉斯維加斯每八間房屋便有一間斷供，而二十大斷供熱點全都來自陽光地帶（Sun Belt），即美國南部和西南部，最多的是加州，共有九個城市在二十大內，其次是佛羅里達州，有八個；內華達州有兩個，亞利桑那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猶他州的普洛佛市（Provo）和愛達荷州的波伊西市（Boise City）斷供個案按年大增超過100%。
‧發改委公布去年各地區投資增速，以中部地區投資增長最快，達36%，增速按年加快2.5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投資增長亦達35%，增速同比加快8.3個百分點。
‧聯儲局、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和瑞士央行周三表示計畫讓臨時沒緣掉期合約在二月一日結束。這些合約原意是在危機期間向全球金融體系提供美元流動資金，但歐洲央行說過去一年金融市場的運作有所改善，印次不再需要這些合約的協助。
‧豐田周二宣布暫停出售大部份的受幻影車款後，周三擴大回收範圍，宣布另外一百一十萬輛汽車需要因安全理由而進行維修。總的來說，豐田已經回收了大約六百萬輛油門踏板出了問題的汽車，並在政府壓力下停止生產。豐田經銷商目前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那些未能售出的存貨，主要汽車租賃商Avis和Hertz說他們正從車隊中抽出豐田汽車，豐田的對手，例如通用汽車（GM）則利用這個機會奪取市場份額。
‧瑞士政府本來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同意交出懷疑逃稅的瑞銀美國客戶名單，但現在有所退卻。兩個瑞士法院較早時候裁定，公布有關名單違犯瑞士的保密條例。瑞士內閣表示會繼續與美國討論這個問題，但承認美國可能會重開針對瑞銀的民事訴訟。
‧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周三在國會一個聽證會上表示，對於擔任紐約聯儲銀行總裁時，作出的關於拯救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決定，他會負上全部責任，並為這些決定感到驕傲。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非常不滿蓋特納和紐約聯儲銀行，指他們向銀行提供了載滿公帑的撲滿，然後又禁止銀行透露這件事。在聽證會後，眾議員伊薩（Darrell Issa）公開了一份名單，列出紐約聯儲銀行以全價向AIG銀行對手購買的有毒資產。紐約聯儲銀行曾要求銀行把有關細節保密到2018年，但伊薩說很多有關資產都是短期性質的，令長期保密的要求變得毫不合理。
Monday, January 25, 2010
分享集: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点，整部“孙子兵法”，从来没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指这八个字出自孙子，是不正确的。
熟读“孙子兵法”的人，就必然知道孙子根本不会说“百战百胜”，战场千变万化，善战者最多只能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军形篇）。（先要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要做到“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
在股票市场中，要做到每一次都赚钱，那是不可能的，根本也不实际，只要能做到赚的次数多过亏的次数，就是成功了。
那些夸口每次投资都赚钱的人，不是吹牛，就是根本没有进场。
“知”是成功关键
要在股市投资成功，“知”是一个关键。
在战争中，“知”的程度，是决定胜败的重要条件。
在孙子十三篇中，“知”字出现了七十六次，可见孙子对“知”的重视。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孙子总是说“知彼知己”，把“知彼”排在第一位，从来没把“知己”排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了解敌人不但远比了解自己困难，而且也更重要。
了解敌情，贯穿了整部孙子，孙子十三篇，篇篇强调“知”的重要，最后一篇“用间篇”，反复说明应用间谍搜集情报的重要性，并说明五种用间法，而其中尤以“反间”为最重要。
孙子战略应用到股票投资
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把孙子的这个战略，应用到股票投资上。
1 第一种情况：知彼知己，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把握就大大的提高，这就是“百战不殆”，“不殆”只是将危险程度降至最低，也就是提高了打胜仗的机会。
在股市中，如果你不但了解你的对手，而且也了解你自己的话，你就可以将风险减至最低程度，提高了赚钱的机会。
你的“对手”是谁？
第一个对手是“企业”，就是你所投资的企业，买股票既然是买公司的股份，则你的投资是否成功，决定於企业的成败。
你的资本，就是你的兵，企业就是你的战场，在投入你的资本之前，你必须对你所投资的企业，有充份的认识，这就是“知彼”。
如果你对所投资的企业，一无所知，等于根本不知敌情就贸贸然投入战场，吃败仗是意料中事。
股市变化难预测
第二个对手是股市，股市像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你根本不可能预测其变化。
与股市共舞，你必然精疲力倦；我置身股市四十年，我的经验是制服股市这个怪兽的最有效法宝是第一，反向，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第二，是以静待动，像老竹般，把根深深地伸进土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屹立不动，管他东南西北风狂吹，就是不动，怎样强劲的风也奈何不了老竹。
我们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好股，管他股市狂风如何吹刮，就是握紧股票不放，直到股市飘升至疯狂的高度时，一股脑儿卖掉，一走了之，股市奈何不了你。这是打败股市这个怪兽的最高明“拙招”。
2 第二种情况：不知彼而知己，就是不了解敌人，但你了解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势力－－包括财力，你承担风险的程度，你的投资哲理等。
拟定守策略必胜
了解自己，就可以拟定 “守”的策略，这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应用得当，也可以打胜仗。
例如你不想冒险，那么，最好是买财务稳健派息率高的股票，这样你已立于不败之地，只要耐心等待，总有一天会等到牛市出现，你就‘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大赚。
3 第三种情况：不知彼不知己。这是最糟糕的。很不幸的，股市中九十巴仙以上是这类投资者。
既不了解企业，也不了解股市动向，更不了解自己，他们只是糊糊涂涂的跟着别人向前走，别人掉下悬崖，他也跟着掉下去。
这种投资者“每战必殆”，最明智的战略，就是绝迹股市，就好像不知敌情，又不了解自己有多少兵力那样，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战场。
认识多赚钱越多
孙子也主张“不敌则能避之”（打不过敌人就避开敌人）。这样，总比“每战必殆”（每一次打仗都陷入危险境地）高明，因为最低限度你保存了实力（没有亏蚀）。
股神巴菲特说：“你赚钱的多少，跟你认识股票的程度成正比”。
意思是说：你对股票和股市认识越深（就是孙子的“知”之深），赚钱越多。
认识少，赚得也少。不认识（不知彼不知己），不但赚不到，反而亏蚀。
巴菲特与孙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熟读“孙子兵法”的人，就必然知道孙子根本不会说“百战百胜”，战场千变万化，善战者最多只能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军形篇）。（先要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要做到“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
在股票市场中，要做到每一次都赚钱，那是不可能的，根本也不实际，只要能做到赚的次数多过亏的次数，就是成功了。
那些夸口每次投资都赚钱的人，不是吹牛，就是根本没有进场。
“知”是成功关键
要在股市投资成功，“知”是一个关键。
在战争中，“知”的程度，是决定胜败的重要条件。
在孙子十三篇中，“知”字出现了七十六次，可见孙子对“知”的重视。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孙子总是说“知彼知己”，把“知彼”排在第一位，从来没把“知己”排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了解敌人不但远比了解自己困难，而且也更重要。
了解敌情，贯穿了整部孙子，孙子十三篇，篇篇强调“知”的重要，最后一篇“用间篇”，反复说明应用间谍搜集情报的重要性，并说明五种用间法，而其中尤以“反间”为最重要。
孙子战略应用到股票投资
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把孙子的这个战略，应用到股票投资上。
1 第一种情况：知彼知己，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把握就大大的提高，这就是“百战不殆”，“不殆”只是将危险程度降至最低，也就是提高了打胜仗的机会。
在股市中，如果你不但了解你的对手，而且也了解你自己的话，你就可以将风险减至最低程度，提高了赚钱的机会。
你的“对手”是谁？
第一个对手是“企业”，就是你所投资的企业，买股票既然是买公司的股份，则你的投资是否成功，决定於企业的成败。
你的资本，就是你的兵，企业就是你的战场，在投入你的资本之前，你必须对你所投资的企业，有充份的认识，这就是“知彼”。
如果你对所投资的企业，一无所知，等于根本不知敌情就贸贸然投入战场，吃败仗是意料中事。
股市变化难预测
第二个对手是股市，股市像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你根本不可能预测其变化。
与股市共舞，你必然精疲力倦；我置身股市四十年，我的经验是制服股市这个怪兽的最有效法宝是第一，反向，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第二，是以静待动，像老竹般，把根深深地伸进土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屹立不动，管他东南西北风狂吹，就是不动，怎样强劲的风也奈何不了老竹。
我们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好股，管他股市狂风如何吹刮，就是握紧股票不放，直到股市飘升至疯狂的高度时，一股脑儿卖掉，一走了之，股市奈何不了你。这是打败股市这个怪兽的最高明“拙招”。
2 第二种情况：不知彼而知己，就是不了解敌人，但你了解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势力－－包括财力，你承担风险的程度，你的投资哲理等。
拟定守策略必胜
了解自己，就可以拟定 “守”的策略，这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应用得当，也可以打胜仗。
例如你不想冒险，那么，最好是买财务稳健派息率高的股票，这样你已立于不败之地，只要耐心等待，总有一天会等到牛市出现，你就‘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大赚。
3 第三种情况：不知彼不知己。这是最糟糕的。很不幸的，股市中九十巴仙以上是这类投资者。
既不了解企业，也不了解股市动向，更不了解自己，他们只是糊糊涂涂的跟着别人向前走，别人掉下悬崖，他也跟着掉下去。
这种投资者“每战必殆”，最明智的战略，就是绝迹股市，就好像不知敌情，又不了解自己有多少兵力那样，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战场。
认识多赚钱越多
孙子也主张“不敌则能避之”（打不过敌人就避开敌人）。这样，总比“每战必殆”（每一次打仗都陷入危险境地）高明，因为最低限度你保存了实力（没有亏蚀）。
股神巴菲特说：“你赚钱的多少，跟你认识股票的程度成正比”。
意思是说：你对股票和股市认识越深（就是孙子的“知”之深），赚钱越多。
认识少，赚得也少。不认识（不知彼不知己），不但赚不到，反而亏蚀。
巴菲特与孙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Tuesday, January 12, 2010
分享集:多算胜
孙子，名武，生於2500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他所写的“孙子兵法”，居兵书之首，被誉为“兵家宝典”“智慧宝库”。
这部只有5913个字的奇书，分为十三篇，故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孙子十三篇”。
“孙子兵法”，家喻户晓，只要提到“孙子”，每个人都知道是指“孙子兵法”。
孙子的战略，不但适用於军事上，同时也适用於商界，实际上，孙子已是许多大学商学院修读的科目之一。据我所知，拉曼大学就规定所有学生，不分院系，都必须修读此书，每周必须上一节孙子兵法的课，为期一学期。
孙子不但可应用在商场上，也可应用在股票投资上。
商场如战场，而股市为战场中的战场，是一个斗智角力，争分夺秒之场所，故孙子兵法，特别管用。
战场中的战场
例如第一篇“计篇”中所说的“庙算”，就非常适用於股市。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於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计算周密，条件充分的能胜利；计算疏漏，条件不充分的不能胜利；何况不作计算，毫无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战争，胜败也就清楚了”（薛国安“孙子兵法实战教本”）。
古人在发动一场战争之前，必须在祖庙招开军事会议，讨论是否能打胜仗，叫“庙算”。
“算”，竹字头，是一种长约六寸的小竹片，类似一些寺庙求签时用的竹签。在开军事会议时，主持会议者桌上放着一堆此类竹片，当会议认为有一个有利条件时，就拿一支竹片，放在左边；如果认为有一个不利条件时，又拿一支竹片，放在右边。会议结束后，计算左右两边的竹片，若发现有利条件那一边的竹片较多（得算多也）时，表示有把握打胜仗，就决定出兵，叫“多算胜”。若不利条件那一边的竹片较多（意思得算少也）时，表示没有把握打胜仗，就决定不出兵，叫“少算不胜”。
即使经过这样的策划，也未必一定能打胜仗，更何况完全没有经过策划呢（而况於无算乎）。
所以，孙子说，以此观察（以此观之），则未开战已可预测胜负了（胜负见矣）。
利和不利条件成功关键
在股票投资上，如果在买进之前，没有做足功课，就好像在出兵之前，没有开过军事会议（庙算），讨论有无条件打胜仗，就贸贸然买进股票，盈亏全靠运气，这种盲目投资法，则未买已知结果如何了（胜负见矣）。
要打胜仗，必须具备打胜仗的条件，同样的，要在股市投资成功，也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产生自“功课”(Home Work)。做功课就是“庙算”，考虑所有利和不利的条件。
比较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后，如果有利的条件较多，就表示赚钱的机会较高，就可以考虑买进；如果不利条件较多，就表示赚钱的机会较低，就不可买进。
在股票投资上，计算有利和不利条件，就是计算风险。
不利条件多，则风险高，避之则吉。
有利条件多，则风险低，大胆出击可也。
股市如战场
在股市如战场，永远都有意想不到情况出现，打乱了原订的计划，所以，无论功课做得多么深，也未必能保证一百巴仙能赚钱，就好像周密的策划不能保证一百巴仙能打胜仗一样。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经过策划（庙算）就盲目发动战争的话，肯定会打败仗。
没有经过研究（做功课），只听消息，就贸贸然买进股票，风险奇高，即使能赚钱，也属侥幸，长期这样做，最后必然一败涂地。
孙子说：“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在股市，你未买进，我已可预测你能否赚钱了。
在股市倾家荡产的，都是“盲侠”。
慎之，慎之！
这部只有5913个字的奇书，分为十三篇，故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孙子十三篇”。
“孙子兵法”，家喻户晓，只要提到“孙子”，每个人都知道是指“孙子兵法”。
孙子的战略，不但适用於军事上，同时也适用於商界，实际上，孙子已是许多大学商学院修读的科目之一。据我所知，拉曼大学就规定所有学生，不分院系，都必须修读此书，每周必须上一节孙子兵法的课，为期一学期。
孙子不但可应用在商场上，也可应用在股票投资上。
商场如战场，而股市为战场中的战场，是一个斗智角力，争分夺秒之场所，故孙子兵法，特别管用。
战场中的战场
例如第一篇“计篇”中所说的“庙算”，就非常适用於股市。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於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计算周密，条件充分的能胜利；计算疏漏，条件不充分的不能胜利；何况不作计算，毫无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战争，胜败也就清楚了”（薛国安“孙子兵法实战教本”）。
古人在发动一场战争之前，必须在祖庙招开军事会议，讨论是否能打胜仗，叫“庙算”。
“算”，竹字头，是一种长约六寸的小竹片，类似一些寺庙求签时用的竹签。在开军事会议时，主持会议者桌上放着一堆此类竹片，当会议认为有一个有利条件时，就拿一支竹片，放在左边；如果认为有一个不利条件时，又拿一支竹片，放在右边。会议结束后，计算左右两边的竹片，若发现有利条件那一边的竹片较多（得算多也）时，表示有把握打胜仗，就决定出兵，叫“多算胜”。若不利条件那一边的竹片较多（意思得算少也）时，表示没有把握打胜仗，就决定不出兵，叫“少算不胜”。
即使经过这样的策划，也未必一定能打胜仗，更何况完全没有经过策划呢（而况於无算乎）。
所以，孙子说，以此观察（以此观之），则未开战已可预测胜负了（胜负见矣）。
利和不利条件成功关键
在股票投资上，如果在买进之前，没有做足功课，就好像在出兵之前，没有开过军事会议（庙算），讨论有无条件打胜仗，就贸贸然买进股票，盈亏全靠运气，这种盲目投资法，则未买已知结果如何了（胜负见矣）。
要打胜仗，必须具备打胜仗的条件，同样的，要在股市投资成功，也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产生自“功课”(Home Work)。做功课就是“庙算”，考虑所有利和不利的条件。
比较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后，如果有利的条件较多，就表示赚钱的机会较高，就可以考虑买进；如果不利条件较多，就表示赚钱的机会较低，就不可买进。
在股票投资上，计算有利和不利条件，就是计算风险。
不利条件多，则风险高，避之则吉。
有利条件多，则风险低，大胆出击可也。
股市如战场
在股市如战场，永远都有意想不到情况出现，打乱了原订的计划，所以，无论功课做得多么深，也未必能保证一百巴仙能赚钱，就好像周密的策划不能保证一百巴仙能打胜仗一样。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经过策划（庙算）就盲目发动战争的话，肯定会打败仗。
没有经过研究（做功课），只听消息，就贸贸然买进股票，风险奇高，即使能赚钱，也属侥幸，长期这样做，最后必然一败涂地。
孙子说：“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在股市，你未买进，我已可预测你能否赚钱了。
在股市倾家荡产的，都是“盲侠”。
慎之，慎之！
Friday, January 8, 2010
曾渊沧@股友通讯录- 2010年01月份
2009年是丰收的一年。海峡时报指数在12月31日以2897 点的全年最高点收市。全年上升65%，那是比美国与香港强。2009年美国道琼斯指数只上升19%，而香港恒生指数也只上升52%。如果以全年低位，即2009年3月中的1455点来比较，则上升幅度高达99%，近一倍的升幅。
去年3 月中旬，我在新加坡与各位股友见面时强调，只要美国开始印钞票或银行大开方便之门，增加贷款，则金融海啸就可以解决。真凑巧，我在新加坡演说之后的3 天，美国联邦储备局真的这么做了，宣布了一个称为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故弄玄虚搞个新名词，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印钞票政策。从那一天开始，全球股市大反弹。新加坡股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反弹至今约一倍。
展望2010 年 许多人都说会担心美国“退市”，即不再印钞票，收缩货币供应甚至加息，这会使到热钱消失，股市受到打击。我倒是比较乐观，我认为机会不大，我不但认为股市逆转的机会不大，我更进一步认为货币供应还会再大幅增加。
理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至今仍未复苏，美国房地产市道依然低迷，因此美国的金融系统仍称不上稳定。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美国政府会收紧货币政策，不再印钞票，相反的，我认为美国政府还会再大量的印钞票。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泥足深陷，已不可能撤退。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说会撤军，但是上任后，派驻阿富汗的军队则大量增加，现在更进一步要插手也门、索马里，再加上中国的掘起，中国努力扩大军事力量也逼着美国不可能不扩军，不可能不投入更多金钱於国防开支。
奥巴马不但会自己印钞票，更会要求商业银行大开方便之门，增加贷款予工商界，怎么可能“退市”，让一次市场传出“退市”的消息而导致股市出现调整都是机会，是趁调整买入的机会。
中国的情况也如此，美国经济一日不真正复苏，中国的出口就有问题。出口有问题就只能靠自己的内部市场，更加努力地刺激内部市场。
还有，2010 年1 月1 日开始，就是中国与亚细安诸国共同市场零关税的开始。本区域总人口超过16 亿，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共同市场，商机处处，本区域的贸易额会大大增加。
什么股得利最大？那肯定是航运股。
去年3 月中旬，我在新加坡与各位股友见面时强调，只要美国开始印钞票或银行大开方便之门，增加贷款，则金融海啸就可以解决。真凑巧，我在新加坡演说之后的3 天，美国联邦储备局真的这么做了，宣布了一个称为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故弄玄虚搞个新名词，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印钞票政策。从那一天开始，全球股市大反弹。新加坡股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反弹至今约一倍。
展望2010 年 许多人都说会担心美国“退市”，即不再印钞票，收缩货币供应甚至加息，这会使到热钱消失，股市受到打击。我倒是比较乐观，我认为机会不大，我不但认为股市逆转的机会不大，我更进一步认为货币供应还会再大幅增加。
理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至今仍未复苏，美国房地产市道依然低迷，因此美国的金融系统仍称不上稳定。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美国政府会收紧货币政策，不再印钞票，相反的，我认为美国政府还会再大量的印钞票。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泥足深陷，已不可能撤退。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说会撤军，但是上任后，派驻阿富汗的军队则大量增加，现在更进一步要插手也门、索马里，再加上中国的掘起，中国努力扩大军事力量也逼着美国不可能不扩军，不可能不投入更多金钱於国防开支。
奥巴马不但会自己印钞票，更会要求商业银行大开方便之门，增加贷款予工商界，怎么可能“退市”，让一次市场传出“退市”的消息而导致股市出现调整都是机会，是趁调整买入的机会。
中国的情况也如此，美国经济一日不真正复苏，中国的出口就有问题。出口有问题就只能靠自己的内部市场，更加努力地刺激内部市场。
还有，2010 年1 月1 日开始，就是中国与亚细安诸国共同市场零关税的开始。本区域总人口超过16 亿，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共同市场，商机处处，本区域的贸易额会大大增加。
什么股得利最大？那肯定是航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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