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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22, 2009

我不是唱衰唱好派

上帝擲骰子嗎? 愛因斯坦說,上帝不在宏觀世界裡擲骰子。玻爾反駁道,你沒有權力決定上帝該怎麼做事。
如果愛因斯坦是對的,那作為經濟預言家的謝國忠,存在就是有意義的。
——所以,媒體和投資人還會追問他這麼多問題:“貨幣從緊會怎麼樣……近期會加息嗎……這次能一步到位嗎?”“哦,很有可能……可能就在這兩個月……泡沫會破裂。”他話音剛落,第二天,央行公佈了2007年的第6次加息。

八十年代在MIT讀書時,這個來自中國的聰明學生保持著考第一的不敗紀錄,但是,他還是覺得自己腦子快不過那些猶太人。於是乎,謝國忠做了一個實際的選擇——去世界銀行工作,做名應用型的經濟學家。

到MIT留學,繼續讀工程學的謝國忠湊巧聽了一堂索羅講的經濟學課。這位索羅就是增長理論的創始人,1988年憑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一聽這堂課,就覺得這跟我特合適——只要說話,不用乾活。”謝國忠動了轉系的念頭。索羅之前沒接觸過中國學生,提議他先來上課,如果考試通過,他就可以轉到經濟系。謝國忠於是一口氣修了五門課,結果,全部考了第一。
當經濟學家,滿足了謝國忠愛動腦子、愛發表觀點的願望。他成了一個靠分析、預測吃飯的投行分析師。而在眾多投行分析師中,他無疑是最大膽妄言的那一個,尤其,他還敢犯下“大忌”,常常把預測精確到具體時間。
或許是人生一帆風順的緣故,謝國忠身上有一種率性而為的負氣。早些年,他對香港經濟崩潰的類似大膽言論,讓他所在的公司感到有點進退兩難。對於自己的觀點和分析,謝國忠相當固執,以至於,有人評價他走向了一條單邊博弈的不歸之路——如果預言失敗,他將會聲名掃地。 幸運的是,現在看來,謝國忠有足夠的理由驕傲和固執。

有意思的是,本刊記者問他——“你憑什麼對自己的判斷這麼自信?”他老老實實回答——“每天不斷學習,更新自己。” “判斷是建立在系統上,最好的預測是明天和今天,從統計學上也是這樣。但是要預測拐點的話,那需要把握整個系統。市場不可能一直往上漲,拐點的形成太複雜,有政府行為、文化、其他的影響、政治事件,譬如在中國,黨代會、人大、奧運會、WTO都是動因。” 人們所記住的,是謝國忠那些悲觀的警世恆言,媒體熱炒的,是他那些刺激眼球的只言片語。
沒有多少人會完完整整地聽謝國忠把他的故事說完。 “這不公平!我在九幾年的時候,寫過亞洲經濟是Z字形的反彈,沒人記得;我在6月份寫,科技股熱要到亞洲來了,趕快去買,沒人記得; 2003年5月份時,我說大派對要來了,也沒人記得。大家都記得我說要倒的話。” 他有點無奈,但不惱怒,相反,還抱著一種娛樂的心情看待自己的被誤讀,“沒辦法,媒體是要賣故事,你說大漲你說大跌,他們很興奮。這也是帶娛樂性質的。過去,我在公司裡做,更容易被斷章取義,因為我寫的報告是給基金經理看的,很多東西我都不寫全了。這次,我給《財經》雜誌寫文章,把故事都寫全了。不然,又要說謝國忠唱衰唱好了。” 謝國忠一直和媒體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現在,中國進入第一個理財時代,老百姓需要受教育,給他們一點理性,有時出點負面的預測,給他們狂熱的心態一個壓抑,這不是壞事情。”

“13億人都在發瘋,這是個好事”
二十年前,謝國忠從上海跑到美國,再從美國到全世界各地,再到香港,等他再次把研究重心放到國內時,他已在全球轉了一圈,他覺得自己現在才真正明白了中國,還有美國。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還在世行工作的謝國忠來到經濟步入黃金時期的拉美,“當時,中國還很窮,但是我接觸到拉美人後,認識到中國人與他們的區別,我第一次對中國經濟感到樂觀起來。” 大量的資金,經濟增長,還有人的心態,這是構成市場泡沫的三角。而以上這三樣,當下的中國都不缺。 “現在的中國人,人人都想發財,人人都相信奇蹟。這是一件好事情,這樣,經濟才能發展。如果你在日本,你跟一個日本人說,股市會漲,說樓市會漲,他會朝你翻翻白眼。但是,中國人現在什麼都信。城市化、工業化、人口紅利都在一起了。這就是為什麼好多人跑到中國來炒。”

“中國人相信運氣,他們喜歡去賭場,這種心態對資產市場影響很大。開賭場的人肯定是贏的,按國際上的慣例,一般給賭客贏的概率是48%,所以賭客不斷玩下去,最後肯定是輸的。可是,人人都認為自己就可能成為那個能賺大錢的人,如果不是呢,就覺得是自己運氣不好,回家請個風水先生把家裡的家具擺一擺。第一個,他想到的就是運氣,而不是概率;第二個,他相信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來改變運勢。” 賭博的心理,加上一點娛樂態度,還有對現代化的狂熱——用謝國忠的話來說,中國現在是13億人同時在發瘋。

“中國股市能衝多高呢,是衝到台灣、韓國那樣到20000點就到頂麼,還是能到40000點?現在20000點能看得到的了。” 至於,何時唱空中國經濟呢,“要等中國現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步入老年後。” 目前,中國的一切讓謝國忠時刻保持著興奮,“我遇上一個好時代,這麼一個有色彩的年代。否則,沒啥意思了。”他的聲音瞬間高昂。

2004年10月,上海樓市正是如日中天之時,謝國忠的一份題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地產泡沫將在近期破裂》的報告在房地產領域掀起了滔天巨瀾,地產商和眾多經濟學者群起而攻之,厲以寧甚至斥之為“別有用心”,“其中潛藏著巨大的陰謀”。幾個月後,謝國忠預言的一切成為現實。中國地產界開始長達兩年的灰暗時光。 或者,是深入的理性分析,再加上一點成功的概率,成就了謝國忠經濟預言家的聲名。然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理性認識能到達一個怎樣的極限呢? 謝國忠一直記著創立量子學的物理學大師玻爾說過的一句話—— “人的知識到此為止,門的背後是上帝的世界。”對那隻看不見的手,他心存敬畏。

即使金融危機來了,中國這一輪還沒有完
人物周刊:2004年,您對上海房價泡沫的破裂做出了一次成功預見。這一波有什麼不同?
謝國忠:2004年時,我觀點的出發點是:當時,很多香港、台灣人到上海買房,一是因為他們認為上海的概念好,二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存美金的,而當時美金的利率很低。後來,美國上調了美金的利息,到5%左右,我就知道這個需求有問題了。 而這一波的起因是這樣的:房產投資人把深圳的房價炒高了,他們認為,相對深圳的房價,上海還是低估了,所以跑到上海來炒房。現在,深圳房價跌了,上海會有關聯。當然,上海、深圳的房價還跟股市相關。這一波要等股市見底了,房地產才能見底。

人物周刊:那麼,這次中央收緊銀行信貸,究竟會對房地產業產生怎樣的影響? 謝國忠:中央政府一直在打擊屯地,可是沒用,問題主要出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能管的就是控制銀行體系的信貸。
房地產商現在是疲於奔命,他們發財的概念很簡單——借錢買地,再藉錢再買地,資金鍊都是繃得緊緊的。資金一抽走後,他們就沒錢了,沒錢了,又要向政府交土地出讓金,之前銀行答應給的貸款也不給了,只得賣房子了。所以,房價會有一次調整。

人物周刊:你曾說樓市在奧運會後會大跌,現在,這個拐點是否會提前出現?
謝國忠:這個很難說。上一次的宏觀調控就五個月,從2005年5月到9月,這次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走S型,走到三月份見底了,再上漲,直到奧運會。因為供應沒有增加。奧運會之後會有一波調整。但是,這可能只是北京地區的調整,未必會在上海。

人物周刊:上海的房價還有想像的空間,有一天跟香港一樣嗎?
謝國忠:其實,上海和香港已經差不多了。新天地附近的房價是7萬多塊了,香港最多是它的兩倍。 將來,上海房價肯定會比香港高,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必須是納稅重地,香港不交稅。上海的房價以後肯定是會像倫敦、紐約一樣高,但是要在這一波之後。

人物周刊:會在什麼時候到來?那時,中國會面臨怎麼樣的危機?
謝國忠:這要等美國伊拉克戰爭結束,起碼要到2009年。上一次美元回調是1995年,美國出現IT熱潮,美元就回流了,東南亞經濟就出現問題了。一旦大量的資金撤走,流通就會出現問題,資產價格大幅下降,引起一大堆壞賬,金融就出現問題。不過,即使金融危機來了,中國這一輪還沒有完,中國還有魅力,調整之後,錢還會流回來。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在玩翹翹板。現在,美國有伊拉克戰爭,我們有奧運、有加入WTO,正好有一個反差,錢就流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這裡就開始炒了。下一輪,如果美國有什麼新的亮點,譬如生命科學什麼的,錢馬上又過去了;再等我們這裡有別的概念,再流回來。

“中國需要一次收入的重新分配”
人物周刊:人民幣升值問題成為經濟的一個癥結,中國的出口如果下降,還有熱錢的湧入,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多大影響? 謝國忠:這個慢慢來。出口銳減,是會傳導到中國。但是,中國的外匯儲備這麼多,內部的投資是不停的,出口問題對中國經濟的放大效應沒有了。中國的重工業在朝上走,對匯率的承受能力會比輕工業好很多。當然,美國的經濟出現問題,就會找替罪羊,80年代找日本,現在找中國。但是,美國人很實際的,要抵制“中國製造”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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