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紧的是了解上帝到底在想什么,其余都不过琐屑细事而已”。
“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的这两句名言,想来连高中生都耳熟能详。在探索如何摆脱风险掌握自己未来的奋斗中,人们从这种信念获取了巨大的动力。本世纪初这类信念曾臻于巅峰,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辉煌突破,令人相信一切都能够分析测度,一切都可以调整安排,一切都受着理性节制驱策。在一个有如马克斯维尔电磁方程系统般精准的世界里,不少人甚至唱叹生辰太晚:所有难题都已被解答完毕,自己再也没有用武的机会了。然而就在此时,殃及全球的一次世界大战继之以几近荒唐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轻信。上帝不但会掷骰子,而且不时地在要命的时刻里掷出要命的骰子!正如爱因斯坦是物理研究的拐点,弗洛伊德成了人类行为研究的拐点。几乎在寝夕之间,两人都成了布衣英雄;而人们对理性的浅薄理解也翻了个儿。
那么上帝在证券市场上掷骰子时的心思到底又是怎样的呢?每个投资人都想探索其秘密。有两位大师,奈特和凯恩斯,在奠定诠释世界的新思维模式的努力中居功厥伟。奈特的锋头虽不及凯恩斯的健,实际上成就却并不弱。奈特( Frank Knight)1972年逝世时,仍执着芝加哥大学的教鞭,在长达44年的教职内,他哺育英才无数,及门弟于中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五位。奈特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出版,是有系统地研究投资风险理论的第一部专著。他把不确定性界定为不可测度的风险,与通常所说的风险不同,不确定性是不能以概率统计来测定和把握的。我们在证券交易中所面对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凯恩斯前后花了十五年,也在二十年代初完成了他的《概率论》(The Treatise of Probability),他对投资风险的理解和奈特遥相呼应。虽然没有明确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差别,但和奈特一样,凯恩斯认为由于投资活动的前驱(forward—looking)性质,其规律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预。两人的洞察力又使他们明白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乃由投资人本身造成,投资者中的每一个人都设法争取高出平均水平的回报,彼此抵牾,互相颉颃。这和科学家所处理的独立于人类的“客观系统”炯异,被预测的对象似乎专门以挫败预测的兑现为其最终目的,尽管在一个短时期内往往也会助长某种预测。
作为先驱,奈特和凯恩斯还替以后的博奕论和组合投资理论开了先河。奈特认定不确定性是绕不过去的,凯恩斯进而相信不确定性给高明的投资者以机会,赋予其选择的自由。
巴菲特把他们的精义化为大白话:要在股市里成功,你不得不在别人惶恐时进取,在别人冒进时收手,逆向使用华尔街常说的投资两大死敌:惶恐和贪婪。股民大众每每过于贪、怕、痴,人类的这些通病并不难预知,可作为这些毛病的后果的股市却极难预知。巴菲特明白,惟有如此,好的投资家才能在市场找到报酬丰厚的良机。
首先,就像巴菲特自已在书中所说,他买的就是企业,有时整个买下(并购),有时则买一个小份额(参股)。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是个企业家。所不同的是他买了之后就完全放手,交由能干的人员去经营管理。作为投资人,他的风格也卓尔不群:把巨亿资金投放在总数不超过十只,而且集中在其中三、四只的股票上面。因此他又得以坐进董事席,而他的认真监控确也成为该企业规范和效率经营的铁券丹书。
巴菲特再三重申他的原则,无论是买股票还是买企业,投资对象必须是
(l)投资者能够了解其业务的;
(2)有发展远景的;
(3)由诚实能干的人在经营的;还要
(4)价格是非常好的。
我们眼下的股市,真是鱼龙混杂,股评人每以金庸小说式的感性语言来蛊惑鼓噪,而券商们也往来折冲,上下其手,股民稍一不慎,便易入其彀,故而巴菲特的平实话语就显得特别有其价值。
巴菲特独到的地方是他对经济环境的反应。例如他说“即使格林斯潘偷偷地以利率政策走向相告,我也不会丝毫改变任何投资决定”。换言之,巴菲特认为选股和持股在于股票的内在价值,与经济景气、市场条件全不相干,一旦选定,就要像节妇般地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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