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至○四年間過度偏低的利率，是當前美國次按風暴禍延全球金融體系的禍首；這當然是「事後孔明」的說法，在那段「要錢有錢」信貸泛濫的日子，預期資金「大出血」將造成資源錯配進而導致金融大災難的學者─特別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不是被視為未能與時並進便是酸氣沖天的蛋頭，他們的言論不受重視，華爾街置若罔聞。然而，如果當年聽信他們的勸告，謹慎保守，便無法在那次漸成過去的狂潮中分杯羹。事實是，大利當前，坐視同輩「乘風破浪」大發其財而不動心，畢竟只是少數中的少數，這意味迄今為止，在金融市場上賺大錢者仍大有人在，但如今大勢不妙，受若干巨無霸金融機構─從英國的北岩銀行到美國的卡萊爾（凱雷）資本和貝爾斯登─相繼陷入財政困難令其股東虧蝕慘重的影響.
為了保住利潤、保存實力，料股市拋售潮是開始而非結束！
在十九世紀末期，新發明如機械化收割機大量使用、縫紉機進入每個家庭、電燈及電話大眾化以至煉鋼技術大突破，在在令經濟生產力大躍進，從一八七五至一八九六年間，由於大量生產，美國物價平均每年跌百分之一點七，顯示科技進步的後遺症是通貨收縮；十九世紀未有聯儲局（一九一三年才成立），財金當局不曉得印發鈔票製造通貨膨脹，坐視物價長期下跌。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二十至二十一世紀之交的科網科技大突破雖然大大提高生產力，然而，聯儲局憑一招減息、增發鈔票，令物價跌不下去，結果是世界享受了過去大約十年的繁華景象，卻因此種下資源錯配必然引發的衰退。
對於最近接二連三爆發的金融機構「周轉不靈」，論者痛定思痛，均把矛頭指向格林斯平，認為這是他不負責任地減息種下惡果，但在特定的環境下，尤其是「中國製造」褫奪了美國以至其他發達工業國廠商的「定價能力」，格林斯平的做法是順應時勢而已，而這種做法，假如當年貝南奇在位，亦會奉行不誤，這可從二 ○○二年十一月二日他在華盛頓全國經濟學家俱樂部以〈肯定這裏不會發生通貨收縮〉（Deflation-Making suer it doesn't happen here）為題發表演說，當中這幾句話令筆者印象甚深：「美國政府能夠降低美元相對貨物及服務的購買力，這等於提高它們的美元價。我們的結論是，在紙幣制度之下，下定決心的政府能夠通過大量開支製造通貨膨脹。」當年仍在普林斯敦執教的貝南奇，自此贏得「直升機」的「美名」。非常明顯，他這種充分利用美國印刷鈔票「專利」不許通貨收縮─百物價格下跌─出現的想法，與格林斯平如出一轍，這正是他能脫穎而出當上聯儲局主席的底因。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格林斯平和貝南奇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以至九十年代日本大衰退引起所謂「失落的十年」帶來的經濟痛苦，任何有辦法的政府都會設法以免重蹈覆轍。
聯儲局主席這種「理財哲學」，加上二月零售數字跌得比預期重、物業「銀主盤」二月比一年前增百分之六十……，南加州樓價二月平均跌百分之十七點九，在通縮衰退山雨欲來的環境下，聯儲局不惜成為「垃圾桶」。
在近期金融機構相繼出事聲中，卡萊爾資本（其母公司卡萊爾集團與老布殊總統及其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有千絲萬縷關係）的破產是典型事件，該公司總資產（客戶資金）六億七千萬（美元．下同），持有值二百一十七億的「債券組合」，槓桿比率三十二倍，「借到盡」，唯所持主要是房利美和房貸美的三Ａ級債券，這二家有「政府背景」的物業按揭公司的票據，是「穩健投資」，只是在市場風雨搖動之下投資者擔心它們可能出問題，不問價拋售令其債價大挫，卡萊爾的債權銀行見抵押品大貶值，要它「補倉」，後者拿不出現金，以後的事香港投資者都清楚了解。「市場的事市場解決」，卡萊爾唯有宣布破產，投資者的六億多元及債權銀行的一百六十六億（抵押品的餘額）自然人間蒸發，對於一個數十萬億的市場，這只是小事一樁，但它對市場信心打擊甚大，盎斯金價首破千元大關、油價直上一百一十元；當二天後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出事時，聯儲局便不得不以一項於一九三二年大蕭條高峰期通過、向來甚少引用的法案，由紐約分局承保並由ＪＰ摩根出面向聯儲局貼現窗貸款救急（貝爾斯登並非商業銀行〔depository bank〕，不能直接向貼現窗求助）。
聯儲局「急救」（bailout）出事的非商業銀行，立下先例，後患無窮，信用評級與貝爾斯登不相伯仲的公司股票，肯定會被拋售（配合聯儲局「救市」，財長保爾森提出嚴管衍生工具的主張，這當然是正確的，問題是現在提出，只是賊過興兵、亡羊補牢；投資銀行自由將受限，賺錢能力受影響，其股票難免受拋售）；投資銀行的問題債務以千億元計，別說以納稅人的錢救援它們帶來不公平的指責（在金融風暴中失去住宅、汽車……的中產階級的損失，是否亦要由政府負責？）。聯儲局繼續注資、減息（預期明天之會起碼再減半厘），後果必然是美元貶值和惡性通脹。
大家現在要關注的是惡性通脹，而非通縮對投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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